僅僅在3個月之后，高調宣稱要積極搶占自貿區“若干”名額的那些地方突然變得異常地沉默，曾經被認為志向滿滿勢在必得的天津，也對采訪三緘其口不愿多談：“這是敏感時期。”
《了望新聞周刊》上月初道破這一敏感，“由于中央高層對自貿區申報存在的問題不甚滿意，愈演愈烈的自貿區申報熱潮被緊急叫停，并打回重新審查”。
這一消息兩天后得到商務部國際經貿關系司副司長孫元江在公開場合的證實，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稱，國內多地爭相申建自由貿易區的局面已被遏制，“我們從來沒有說停止，但是要把溫度降下來，不叫‘叫停’，叫‘降溫’”。
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
張立(化名)現在回想起來，幾個月前到距離公司幾十公里的上海自貿區，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些似乎與這個大名鼎鼎的地方并不相稱的攬客者，他們會主動地湊上來，推銷自己為你服務，內容多數是與注冊公司相關。
以精明著稱的上海人總是能迅速地就發現商機，除了蹲守的這些人，還有組團搶注自貿區“殼”公司的上海大媽。
自去年9月掛牌設立之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已經有超過一萬家新設企業，在這塊僅有28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這一數字顯得尤其龐大，并且它還在迅速地不斷增長。
張立所在的公司是家規模不大的制造業公司，那天他奉命到自貿區管委會咨詢了解相關政策、順帶考察下自貿區，他說不上來公司的業務與自貿區可能會有什么交集：“我覺得老板也沒想明白，他只是認為這應該是個好時機，絕對不能錯過。”
不過，張立倒真心不希望公司搬到這里來，路途太遠，換了三條線坐了近兩個小時的地鐵。
自貿區自有它的吸引力。本月初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向外界通報自貿區今年上半年運行情況，經營總收入7400億元，其中商品銷售額6350億元，增長11.3%，航運物流服務收入535億元，增長19%，各類新設企業瘋長，金融制度、海關制度、檢驗檢疫制度等各種創新……
對于企業而言，他們未必真的弄得清楚這塊試驗區的具體魔力在哪，不過他們顯然并不只是滿足“上海自貿區”在頭銜上的光鮮，同樣想分享那一連串數據背后的成就。
有企業負責人表示，進駐自貿區后，多實在的好處暫時沒見著，但至少效率提高了不少，各種行政審批時間大大縮短。
在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院長趙曉雷看來，上海自貿區運行近十個月以來，總體上推進速度是比較快的，取得了多個層面的進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從事先審批、審核轉變為事中事后的監管，具體方式就是廣為人知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這是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審批和審核在于管制，而備案制在于公共服務。”
上海自貿區取得的其他試驗成就還包括備受關注的金融改革方面，例如跨境人民幣雙向資金池、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小額外幣存款利率市場化等，其中小額外幣存款利率市場化已于上月底推廣至全上海。
自貿區變得炙手可熱
在今年的兩會上，自貿區一度成為最熱的詞匯之一，各省(市)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在兩會上積極宣傳該地的自貿區構想，極力向外推銷他們的熱忱和優勢。當地自貿區爭相推介成為今年兩會的一道獨特風景。
引爆爭奪戰的并非上海自貿區的掛牌成立，而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的一句話：“要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這讓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力爭成為“若干”之一。
據記者查詢、盤點后發現，繼上海自貿區成立之后，全國有28個地方都提出了申建自貿區的計劃，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含港澳地區)中，似乎只有北京、山西和青海沒有提出類似計劃。
在這些積極爭搶的地方中，天津和廣東最為突出，也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第二個自貿區最為有力的競爭者。
天津申建的是東疆保稅港區，此前天津政府方面曾表示在其方案提交之后可能會在一個月后拿到批文。
廣東申建的是將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橫琴打包的面向香港、澳門的粵港澳自貿區，去年也曾有相關部委的聯合調研組到廣東調研，被認為已進入部委征求意見階段。
除此之外，浙江舟山、山東青島、遼寧大連等沿海城市也是申報的積極分子，重慶武漢則是內陸沿江城市的代表，而包括寧夏、廣西等傳統上認為比較封閉保守的地區，同樣形成申報梯隊的其中一員。
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的專家均認為，多地爭搶自貿區名額的動機都是沖著政策紅利，爭先恐后，唯有不及。
不過，很少人談到地方政府的另一層微妙心態，即擔心周邊或者同質競爭力地區申報成功后的擠出效應。
身處上海之畔的江蘇對此早有研究，官方與研究機構合作撰寫的報告指出，上海自貿區如果施行新政，疊加上海本身的優勢，對于江蘇而言壓力巨大。
比較直觀的一個例子是，過去江蘇吸引了將近200家具有全部或部分總部職能的跨國企業進駐，而一旦上海自貿區實行更加開放、靈活的政策，這些企業有多少會遷移過去？
地方政府會錯了意
像此前多次回答來自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疑問那樣，趙曉雷再次對法治周末記者澄清外界的誤讀：“到目前為止，上海自貿區沒有任何的政策優惠，它所做的只是改革。”
與很多關注自貿區的學者一樣，趙曉雷也認為多數爭搶自貿區的地方并沒有真正了解自貿區的內涵，無論在文本內外，都沒有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和上海自貿區的方案中真正理解自貿區。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很多地方只看到自由貿易，卻沒看到‘試驗區’，這才是真正的重點。”趙曉雷說。
趙曉雷注意到，許多爭搶自貿區的地方把自貿區理解成了政策盛筵，把自貿區與經濟特區這類等同起來，將其視為一個刺激本地的經濟增長點。
“而實際上，自貿區的核心功能是制度創新，通過對外開放，對接國際上高規格高標準的投資、貿易規則，促進國內行政管理體制、營商環境、治理能力的提升。這才是中央設立自貿區的戰略意圖。”
“說實話，自貿區有沒有吸引投資、拉動當地經濟的作用？這個效果肯定是有，但這顯然不是國家大動干戈設立自貿區的真正目的。”趙曉雷說。
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自貿區方案設計參與者王新奎就經常跟媒體解釋外界對于“自貿區是政策洼地”的誤讀。
“各方要擺脫‘搶蛋糕’(政策紅利)的思維，要發揮‘做蛋糕’(制度紅利)的智慧。”在王新奎看來，自貿區不是實體的集聚，它的溢出效應不是有多少稅和產值，而是有多少改革政策的溢出效應。
他透露說，高層一再強調要把防控風險作為重要底線。這說明自貿區的試驗是有很大風險的，能夠防范這種高風險的地方不會太多。
上海之外再無試驗區
中央的謹慎與地方的沖動形成鮮明對比。
除了在設立自貿區意圖和目標上的差異外，時機也是被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
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說，中央在等待總結上海的經驗，因此設立新試點的條件還不成熟。
趙曉雷也持同樣的看法：“上海自貿區畢竟運行不到一年，雖然出了些創新制度，但在還未成熟、形成系統的經驗之前，就遍地開花，從有序推進的角度來說，也是不合適的。”
趙曉雷更提請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就三中全會決定來看，即使將來各地再推出自貿區，也只是自貿園區或自貿港區，不再是試驗區，“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積極申報自貿區的地方，許多都有自身的優勢，趙曉雷建議，這些地方其實沒有必要先掛牌，除了一些有專項禁止性規定的改革(例如金融)，目前中央在力推的一些改革，例如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換政府職能等舉措，地方完全可以先行先試，對于上海自貿區的經驗，也沒必要整套照搬，具備條件的可以先做起來。
“這就是先上車后買票，要零售不要批發。”趙曉雷說，這取決于地方政府申建自貿區到底是想要優惠政策還是想要真正改革，上海市在這個問題上，給出了令中央滿意的答案。（記者 陳霄）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