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自貿區意在破舊立新，因此“拼政績、要政策”或者“排隊占位”的老路子或投機心理，顯然是“搭錯了車”
“所有的申報流程都停了下來，不少地方已經開始反省，并重新考慮申報方案。”日前，權威部門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透露，由于中央高層對自貿區申報存在的問題“不甚滿意”，愈演愈烈的自貿區申報熱潮被緊急叫停，并打回重新審查。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要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這樣的表述，讓不少地方產生了聯想。于是，“自貿區”開始成為繼經濟特區、綜合改革試驗區以及保稅區等之后，又一個深受地方政府青睞的新平臺。
據不完全統計，在2014年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寫到要申報自貿區的有20多個，這還不包括廣西憑祥沿邊自貿區，長沙文化創意自由貿易區國家試點等。然而，與地方的熱情高漲相比，中央的態度一直較為謹慎。此次叫停，更是讓第二家自貿區的審批在短期內難見下文。
“在等待總結上海的經驗。”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認為，目前上海自貿區正在積極推進各項試驗內容，包括出臺調整后的2014版的負面清單，鑒于有些開放的內容及制度創新的模式還有一個落地的過程，所以目前尚難總結提出可以復制推廣的成熟經驗，因此設立新試點的條件還不成熟。
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各方在設立自貿區的意圖上大相徑庭。
“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自貿區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創新的‘試驗田’。但從現實來看，一些地方追求的還是跑馬圈地和優惠政策這一套東西。”上海自貿區方案設計的參與者、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總裁、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強調，這樣的思路不僅不會讓中央動心，而且恰恰是中央所反對的。
“國家設立自貿區，旨在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但目前看來，不少地方其實并未真正準確把握中央的用意。”上述權威人士談到，中央高層之所以緊急叫停各地的申報行為，就是要讓地方好好冷靜一下，仔細琢磨體會中央的良苦用心，“如果只是單純地建幾個貿易園區，國家還有必要如此大動干戈嗎？”
一哄而上為哪般
越來越長的自貿區申報名單，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上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開發區熱”。借著鄧小平南方講話的熱潮，自1992年開始，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各地興辦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經濟合作區、出口加工區、外商工業區、貿易保稅區、金融貿易區等區域經濟開發模式大量涌現。
據統計，至上世紀90年代末期，全國除由國家部、委、辦批準的開發區達近200個之外，各省、市、縣批準的開發區數目高達6000余個。盡管大部分開發區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巨大的正面帶動作用，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條件不成熟的開發區匆匆上馬，結果留下了不少至今都難以解決的后遺癥。
更高標準的自貿區，顯然不能再一哄而上、重蹈覆轍。“高層一再強調，要把防控風險作為重要底線，要在建設自貿區全過程都掌控好風險，努力排除一切可能和潛在的風險因素，這說明自貿區的試驗是有很大風險的。”在王新奎看來，高風險意味著高標準，全國來看，當前真正能夠符合“試驗田”標準的地方屈指可數。如果違背經濟規律地盲目建設，后果可想而知。
“盡管并沒有明確規定，但外界對于‘若干’通常理解為不超過十個。”霍建國也認為，中央對上海自貿區的建設試驗有其獨特的定位和戰略考慮，三中全會文件表述得十分清楚，即在推進現有試點的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園區或港區，所以應正確理解條件是什么。
霍建國認為，首先應具備一定規模的國際貿易、服務貿易、投資領域的發展條件，才能考慮建立自貿區，所以各地不應盲目攀比，“未來新的自貿區應該對周邊經濟發展有帶動作用，如果自貿區建起來后，只對本地有好處，經驗不能復制，那么，它的試驗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不僅如此，從以往的教訓來看，如果自貿區項目過多，就會加劇競爭。而在壓力之下，各地往往會本能地加大政策優惠力度，形成“政策洼地”，從而將制度創新這一自貿區設立的初衷拋之腦后。
對于這樣的形勢，地方并非毫不知情，但似乎依然阻止不了申報的熱情。“這一輪開放的‘班車’，無論如何不能再落下。”采訪中，一位西部地區地方官員的表白，既顯示出各地方申報自貿區的急切，也透露出本輪自貿區熱背后的緣由——除了高調宣布追求改革的姿態，更多則是“排隊占位”的攀比心理。
“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起碼在新一輪的開放平臺上不能落后于別的地方，這是現在不少地方的真實心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向本刊記者表示。
采訪中，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也向本刊記者表示，以前探索改革開放設立特區、開發區，建試點的經驗表明，試點的地區往往發展快，而且不光當地受益，地方官員提拔也快，“因此，在此次自貿區申報熱潮中，依然充斥著唯恐落于人后、將來在政策上吃虧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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