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特約記者查文曄
1996年12月11日，香港會展中心，董建華在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投票中高票當選特區首任行政長官。彼時的總監票人名叫梁振英。梁親手將投票報告呈交給時任特區籌委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錢其琛簽字。
為此，梁振英特意買了支國產的“英雄”牌鋼筆請錢簽字。在大會通過報告確認董當選后，錢其琛請董建華吃午飯，梁振英在席間請求錢把筆親手送給董建華。“這是一個很有紀念意義的禮物。”梁振英回憶說。
15年后的2012年3月25日，當年的監票人成為如今的特首，歷史是如此巧合。但即便是他的競爭對手也不得不承認，梁振英登上政壇巔峰并非偶然。
為理想犧牲的人
上世紀30年代，來自山東威海的梁忠恩只身來到香港當警察。1954年，梁家獨子梁振英出生。由于是家中獨子，梁振英從小就要幫忙干家務。“講價、揀菜我都懂。那個年代，一般家庭都沒有電飯煲，點煤油爐成了我的專責。”回憶起這段歲月，梁振英仍十分自豪。
梁振英一家人一直住警察宿舍，一層樓十幾戶人家要共用廁所，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他20歲。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不少家庭穿膠花（塑料花）幫補家計，梁母亦發動一家大小做幫手。11歲的梁振英負責送膠花，每袋都有幾十磅重，經常要“走幾步停幾步”。日子久了，令他變成了“鴛鴦膊”——右肩膀比左肩膀寬。
梁振英回憶，一家人日以繼夜地苦干，每天做十幾小時，每月可賺300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銀行，待梁父退休時，退休金加上穿膠花賺來的錢足夠他們在市區西環買一個400尺（約40平方米）的小單位。
家境清貧，梁振英的求學年代也過得特別節儉。為節省每天兩毫的車錢，盡管是香港頂尖中學英皇書院的學生，梁振英也總是步行回家吃飯。
中學時代的梁振英，細心、內斂，做事很有主見。中六會考時，英皇規定，如果分數相同，不論中、英文成績，最終錄取學術科目分數較高者。梁振英學術科成績稍差，無法在原校升學，不得不另找學校。最終，他選擇了香港工業專門學院（現為香港理工大學）。
與梁同桌的林國榮回憶說：“他在理工選科時選了建筑測量，當時很多同學都沒留意這科，覺得冷門，但他有自己的洞察力。他說測量科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從此，梁振英便與地產測量結緣。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地產業正在蓬勃發展。梁振英的選擇不能不說是獨具慧眼。日后，這也成為他事業的起點。
畢業后，梁振英計劃出國深造，有幾所大學供選擇。林國榮回憶：“兩所讓他直讀二年級，兩年后大學畢業。另一所要由一年級讀起，3年畢業。那時窮學生一定會選前者，花費不用太多，也可快點回港工作賺錢，但梁選了讀3年的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他說那里有城市管理科目，他喜歡這科。”
“他是那種愿意為理想犧牲的人。”林國榮不無感慨地說。
20歲第一次出門遠行，梁振英說，他最難忘的是家人的支持。“一家人到機場送行，回家后第一個哭的竟然是爸爸。”為了預備留學費用，姐姐變賣了嫁妝，父母拿出了積蓄。
留英期間，梁振英半工半讀。“一星期有兩三晚在中餐館做兼職，每日做六七小時，基本上夠生活費，帶去的錢就省了下來。”
留學期間，梁振英參加了中華同學會的活動，還為華僑子弟教中文識字班。后來他擔任了同學會的副會長，會員多是香港及星馬華僑學生。
“他們的學識和閱歷比我廣，從交流中，令我對國家民族意識有更深的體會。”梁振英說。上世紀70年代，尼克松訪華、中國重返聯合國、海外保釣運動風起云涌，民族復興的思潮在華裔海外留學生心中益發激蕩。
深圳來了個梁“先生”
1977年，梁振英學成回港，進入英資地產服務公司“仲量行”擔任測量師。當時，內地百廢待興，正處于新的歷史機遇期。擁有留學經驗、胸懷報國理想的梁振英終于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它的名字叫“深圳”。
梁振英現在仍記得，第一次進入深圳是在1977年８月，剛剛畢業回港的他希望去深圳看看。那時，羅湖是唯一海關口岸，每天過關的只有40多人。
1979年初，當24歲的梁振英再次走過羅湖橋進入深圳時，他已是香港“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的會員，應深圳方面邀請，利用周末去蛇口工業區技術干部培訓班“授業解惑”。
與他一起充當蛇口“啟蒙者”的是20多位香港專業人士，包括經濟學者、律師、工程師、會計師、建筑師、測量師等。剛剛起步的深圳特區，急需借鑒香港在各方面的經驗。
據當時培訓班參與者回憶，第一期培訓班的“課堂”設在工業區內一個山包上的一間小石頭房子里，學員們稱之為“延安大學”。
梁振英講解的是土地使用制度，以及與土地、房地產和規劃有關的實踐經驗。他從零講起，比如土地和房屋是不是商品、土地如何實現分割、什么是單利率和復利率，等等。
臺下的學員包括深圳特區官員和規劃者，以及蛇口工業區從全國各地召集來的技術干部。學員們南腔北調，差異很大，不過有個共同點，年齡都比梁振英大。后來，已經成為朋友的學員們告訴梁振英：“原來聽到你的名字，以為你是位老先生，等你出現，才發現怎么來了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梁振英對第一課的記憶是“很尷尬”，因為不會講普通話，講課需要翻譯。“至少在前３年，講課都需要翻譯，后來講多了，就學會講普通話了。”
由于當時邊檢手續復雜，且沒有24小時通關服務，梁振英去講課不得不犧牲整個周末。每個月兩三次，每一次，梁振英需要在辦完過關手續后，星期六在羅湖口岸深圳一側的華僑旅社住一晚。當住客過多、床位不夠時，旅社就在過道里甚至廁所門口，支上軍用床，梁振英和其他香港人就在各種異味的“熏陶”下入睡。
次日一早，梁振英就會花一毛五分錢，雇當地年輕人用自行車載他去講課。由于路況差，顛簸得厲害，再加上個高腿長，坐在自行車后座上的梁振英自覺有點狼狽。
雖然辛苦，但梁振英樂在其中。林國榮說：“他跟我們分享過，當時在內地開完會沒什么招待，喝糖水就已很開心，與現在大塊肉招待，差別極大。”
梁振英回憶說，早期他除了當老師，還協助深圳做城市發展規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特區的人口指標。深圳市的官員給出了30萬人的規劃。梁振英說：“我們有點不相信，深圳當時就是幾個小漁村，哪來30萬人？”
如今，深圳的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梁振英感慨地說，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這么大規模的城市，可以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建設到這個水平。“深圳是我義務工作最多的地方，能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做點事，能為深圳做點事，我自己覺得不負此生。”梁振英說。
他會給香港帶來什么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香港回歸的準備工作拉開序幕。1988年，梁振英接替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被任命為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正式踏入香港政壇。
1997年，香港特區政府成立，梁振英獲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自此開始參與特區政府最高決策機構的工作。1999年，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香港政壇元老鐘士元退休，梁振英接任，直至2011年底宣布參選特首。
20多年政海生涯，梁振英給大眾的印象多半是剛毅嚴肅、不茍言笑，但他形容自己并非“惡上司”一般的古板政客，反而是看電影會落淚，閑時會包餃子、做面條的性情中人。
梁振英與太太唐青儀，育有三個子女。唐青儀與梁振英是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的校友，兩人1981年結婚，兩年后，唐在港取得律師資格，后放下事業照顧家庭。梁振英競選時她夫唱婦隨，常以“頭發亂了”的師奶形象拉票，代夫辯解，詞鋒犀利。
在一次大學同學活動中，梁振英被唐青儀的聰明爽朗吸引。其后，他以“一日一情書”及“每月一次長途電話”的方法，與在外地讀書的唐青儀拍拖。
唐青儀在《從心出發，重新認識梁振英》的小冊子中坦言，梁振英很忙，但每年都會和她一起千里迢迢飛往英國，跟在彼邦念書的孩子聚一聚，哪怕只是逗留一天，為的就是一家人可以團團圓圓吃頓年夜飯。
有人說，梁振英城府甚深，潔身自好，朋友不多。但他的老同學林國榮不認同這種說法。
林國榮眼中的梁振英為人隨和、沒有架子、很念舊。“他不食用鮑魚、不飲靚紅酒，飲的都是幾十元一支的。”就算有公事應酬，梁振英在8點多便趕來跟同學敘舊，坐至散場。“有次聊到12點他坐的士回家，我問他為何不叫司機來接，他說那么晚了，不好叫別人。”
林國榮說，“他是嚴肅，不是古板。同學聚會我們風花雪月，但他一來我們就自動轉話題，聽他講居港權案、外傭案，他可以滔滔不絕講一兩個鐘頭。可能因為他很正經，令人覺得他不合群，但我們都覺得他非池中物。”
陪伴梁走完競選全程的“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說，“這幾個月，我們和梁振英日日見面，我對他印象改變了！”之前，兩人一起當過土地發展公司董事。認識十多年，雙方沒有私交，但因認同其理念，所以梁找他任競選辦主席時，他答應了。
張震遠承認，梁宣布參選初期，很多人都不看好他有機會勝出，但梁振英多次落區（到選民中去），又發表文章，市民接觸多了覺得他的理念“中聽”。
選舉期間，梁振英經歷不少風浪，但每每化險為夷。張震遠說，他很佩服梁振英的沉著冷靜，處理危機快速、公開、透明，最終成功“拆彈”。
“就算被人不斷攻擊，梁振英也沒發脾氣，沒見過他大聲說話，非常冷靜理智，當時他的壓力很大。”張震遠回憶，3月24日的競選辦早會上，梁振英向各位同事致謝，稱無論選舉結果如何，很感謝各同事熱心為香港，氣氛感人。
一天后，結果揭曉，在題為《齊心，香港一定會成功！》的感言中，梁振英說：“日后，我會繼續拿著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和我的管治團隊走入群眾，聽取你們的意見，只要你們肯講，我就肯聽。”
這就是梁振英的故事，香港未來的五年，將由這個人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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