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發現，近期許多地方推出升級版的“禁酒令”，對公務接待或活動中的飲酒行為約束更細更嚴格，讓干部養成公務活動禁酒的習慣，進而形成一種自覺。(5月31日,人民日報)

　　據媒體梳理，多地陸續推出了升級版“禁酒令”。之所以稱為“升級版”，主要是新出臺的“禁酒令”較之以前，規定得更細更嚴，操作性也更強了。這從制度上進一步壓縮了公務飲酒空間。民眾對此，自然是拍手稱快，樂見其成。但是，“禁酒令”升級了，并不意味著禁酒的效果也升級了，如果在監管環節“掉鏈子”，只怕升級版“禁酒令”最終也會成為一紙空文。

　　升級版的“禁酒令”到底升級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從工作日午間不得飲酒，擴大到工作日、工作時間不得飲酒；除外事、招商引資等特殊情況經批準可飲酒外，其他公務接待一律不準飲酒；從不得提供高檔酒水，嚴格為不得飲用含酒精飲料或任何酒類。從“一律不準”“任何酒類”等詞語的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不少地方在“禁酒”上下足了功夫，也顯示出來他們禁酒的決心和力度。可是，升級版“禁酒令”的具體效果如何呢？對此，媒體報道不多。相反的是，各種干部違規飲酒的負面新聞卻常常見諸報端。

　　2016年6月，媒體報道稱，中央巡視組向安徽反饋巡視“回頭看”情況中，專門提到“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同年8月安徽酒桌問題專項整治通報顯示，查處“酒桌辦公”典型問題20起，處理67人。這樣的“頂風作案”，難道是因為沒有“禁酒令”約束嗎？顯然不是。拋開涉案官員任性妄為目無法紀的原因外，監管缺位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所以，“禁酒令”在升級，監管也必須與之同步，否則成效堪憂。

　　那么，具體而言，對于貫徹落實升級版“禁酒令”，我們的監督需要如何升級呢？筆者認為，至少應該做到三點。

　　首先，完善監督制度，壓縮公務飲酒空間。就目前各地公布的“禁酒令”來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印發的《公務接待禁止飲酒的規定》是最嚴的。規定要求，“自治區范圍內所有的公務接待，一律不得飲用任何人和任何單位提供的任何酒類”。可就是這個被媒體稱為的“最嚴禁酒令”，其實也還是留出了兩個飲酒的“口子”：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資，經紀委報備，可以例外。外事接待用酒或許還有出于禮節的考慮，但是招商引資為何非要以酒相待呢？這個“口子”是否可以堵上呢？新型的政商關系，不該是在酒桌上建立的。可見，從制度上壓縮公務飲酒空間，還有更進一步的余地。

　　其次，抓住關鍵少數，約束領導手中權力。踐行“禁酒令”，領導干部就是“關鍵少數”。領導干部要管好自己的權力，在他律的同時也要做好權力自律，尤其在簽批公務接待報銷的時候，要嚴格把關，不能對違規的公務酒水接待“睜一只眼閉一只”，必須嚴格落實好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另外，領導干部要帶頭實踐“禁酒令”，以上率下，以身作則，形成良好的示范。

　　最后，控制經費預算，陽光透明接受監督。在財政預算時，對酒水的接待費用，要嚴格核算，控制酒水在公務接待中的比重，對于比重偏高的，應硬性給定下降指標，從源頭上縮減公務接待的酒水開支。于此同時，機關單位對于公務酒水的開支情況，必須及時對外陽光公開，每一筆賬目都要可查可追溯，主動接受媒體和民眾的監督，從而實現監督對公職人員公務飲酒行為進行切實有效地倒逼。（沈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