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載文，2013年10月，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出臺《科級領導干部日常工作實績公示制度(試行)》(以下簡稱《公示制度》)，截至目前，通過“曬”工作日志、用工作日志，先后約談和問責25名干部，調減多個部門編制，在考核干部日常工作實績、破解為官不為方面進行了探索。

　　該《公示制度》建立了四道防線：將工作日志“曬”出來，有利于群眾和第三方進行監督；領導簽字，可以有效防止敷衍應付；紀委不定期督察，確保制度落地施行；交叉對比，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杜絕弄虛作假。不得不說，以工作日志來考核和選任干部、“倒逼”干部作為，不失為一種有益、有力的嘗試，在實踐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值得點贊。

　　盡管如此，這個制度仍存改進空間。從范圍來看，《公示制度》僅囿于科級干部，而工作的落地除了要靠領導這一“關鍵少數”，往往更多的要靠最基層的干部去執行。從機制來看，干部管理并非只靠約束，鞭策式“倒逼”只是其一。倘若僅以約束問責“亮劍”而無正向激勵，或許短期內確實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長期而言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容易陷入另一種形式主義。

　　干部管理不能僅靠“倒逼”。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干部工作不積極、不主動，究其根源，是思想拋了“錨”、生了“銹”。 “倒逼”作為一種外部刺激，還必須通過干部本人思想境界的提升方可真正實現。因此，組織部門要積極創造條件，展現對干部的關愛，讓干部以學修為、以嚴盡責、以實利行，從內心里認同工作安排，從行動上促進工作執行。此外，干部管理部門還應擴大《公示制度》覆蓋面，均衡好“正向激勵”和“反向問責”兩大機制間的關系，讓奮發有為者“能上”、尸位素餐者“能下”，才能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制度環境，讓《公示制度》不至于成了“擺設”。(聶婉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