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主持人汪涵獨自出資465萬元,在湖南發起了一項方言調查“響應”計劃。“響應”就是對應“鄉音”這兩個字。他們計劃用5年到10年的時間,對湖南53個調查地的方言進行搜集研究,用聲像方式保存方言資料,進行數據庫整理后無償捐獻給湖南省博物館,作為湖南省博物館永久的人文類史料保存起來。(《新華每日電訊》5月5日12版,掃描左邊欄二維碼可閱讀)

　　本報報道刊發后,有無必要保護方言、如何保護方言,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中國青年報》隨后的一項調查顯示,逾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年輕人依然有必要說方言。

　　沒有鄉音,何處遣鄉愁?一句句方言,連綴著一份份情感,也連綴著太多人關于故鄉的記憶。在長期的使用中,方言早已衍化為一種身份識別的“符號”,成為拉近人們情感、凝聚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第46期議事廳,新華每日電訊邀請新華社記者、業內專家、文化學者共同探討方言保護的可行路徑,以期為賡續鄉愁提供借鑒。

　　策劃:易艷剛　　漫畫:曹一

　　留下鄉音留下方言,或許不能再遲梁建強

　　在湖北咸寧,有一位六旬老人,因為自費出版一本書而小有名氣。這本叫《咸寧話》的書,包含了咸寧市6個縣、市、區的1萬多條方言的注釋以及例句、出處等。作者陳大銀是一位退休老人,為編纂這本當地的第一本“方言詞典”,他前后花了9年時間搜集整理材料、反復考證。

　　投入這么多時間和精力,還是自費出版,值嗎?“值!再不整理,就晚了。”老人說。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以及人口流動日益頻繁,普通話得以更廣泛地應用,而方言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圍則不斷縮減。對許多“90后”“00后”而言,方言更是早已成為一個遙遠的概念。

　　方言,本是鄉土文化的重要載體。語言學家劉半農曾說過,方言是一種“地域的神味”。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方言已逐漸形成完整的語音結構系統、詞匯結構系統和語法結構系統,并已成為區域內民眾進行社會交際的一種聯結紐帶。方言富有特色的表達,往往與一個地方的風俗、文化等相互融合,是鄉土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一句句方言,連綴著很多人關于故鄉的記憶。在長期的使用中,方言早已衍化為一種身份識別的“符號”,成為拉近人們情感、凝聚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在急遽變化的全球化與城市化進程中,如果方言與故鄉的過往一并凋零,鄉愁也就成了無根的浮萍。無論是出于情感傳承,還是從文化傳承等角度考慮,方言都應當受到保護。

　　需要明確的是,關于方言的使用、普及、推廣的場合、范圍以及覆蓋人群等相關的規范與要求或可探討,但保護、傳承好方言,讓這一承載著群體鄉愁的文化記憶不致在時間的沖刷中消失、堙沒,應當成為一種共識。

　　不過,保護方言不能只停留于理念層面。要實現“記得住鄉愁”的目標,必須落腳于切實可行的舉措之中。作為一種口口相傳的語言文化資源,方言文化一旦消失就很難恢復。因而,保護工作必須重視提前介入、全面推動。

　　更好地保護方言,民間層面的傳承與保護必不可少,相關職能部門的主動作為同樣不可或缺。2016年,湖北省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湖北片區項目,依托一批高校,湖北建立了10支調查團隊,計劃在3年內完成對省內50個漢語方言點的調查和記錄。政府部門的積極介入,為系統、全面、深入地開展相關的調研和保護工作,創造了優渥的外部條件。

　　保護好方言,還離不開新科技、新手段。以湖北為例,調查團隊分赴不同的漢語方言點實地調查,并進行音、像攝錄和語料整理。每個調查點,尋找4名“方言發音人”。這些“發音人”,需在當地生活時間較長、到外地較少,能說純正地道的方言,調查團隊將對他們進行語音采集。而在上海、江蘇、山東等地,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建設等相關依托新媒體渠道的保護舉措,也正在推進之中。

　　留下方言,留下鄉音,才能更好地賡續關于鄉愁的記憶。別讓“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的場景,只存在于詩詞中。（梁建強）

　　保護方言與推廣普通話并不對立

　　我們提倡研究和保護方言,不僅僅因為學術需要,更因其有很多的社會價值。方言對于人類文明來說具有長遠意義,如同物種意義上的不可再生性。我們今天僅用短視的眼光看待方言,可能看不到它實在的價值,但如果因此忽略它,任其消失,則是不可還原的。

　　方言的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第一,方言是地方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比如湖南花鼓戲,以其特色與影響帶給人們獨有的藝術享受；第二,我們用傳統方式做訓詁研究,解釋古代文獻詞義、句字,需要借助方言；第三,語言的多樣性是豐富人類社會與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一個觀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語,才能精確表達人們心靈最深處、最復雜情感。沒有鄉音,無以慰藉鄉愁。任何一種方言都是一種知識體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風貌的呈現。一個多元的社會,應該允許人們用方言來表達情感。

　　方言能極大增強同一社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會在人們跨地區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難。在現有的交通通訊、信息化的背景下,方言差異性減少、普通話影響擴大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我們要正確認識這個現實。考慮到方言的價值,我們希望方言不要以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會生活,希望方言在更長的時間里能以一定形式得到傳承。

　　據統計,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種語言。因此,我國在大力推廣普通話的同時,沒必要將方言保存保護與普通話推廣對立起來,雙語雙言、多語多言應是社會之常態。社會要逐步養成雙語雙言、多語多言的狀態,并習以為常——我們在完成不同的社會交際功能、適應不同交際場合時,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語言來進行。

　　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多言多語應是比較理想的狀態,這實際也是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常態。中國南方地區多言環境情況較多,尤其像廣西這樣的地方,一個人往往會說幾種方言,比如西南官話、粵語、客家話,有的還會說壯語。這是百姓自然而然掌握的,并不存在學得多就學不好的情況。因此,在目前環境之下,城市的家長不用擔心孩子以后普通話說不好,要讓孩子從小有機會說方言,與普通話同時接觸。研究表明,實際從小處在多語狀態的人,腦部神經系統的發育能夠得到更多的鍛煉,雙語多語環境下的孩子在智力發展過程中,并不會吃虧,反而還更有優勢。

　　不過,方言畢竟是觸動人們敏感認同神經的因素,因此在多語多言的社會里,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要有語言使用文明的意識。這種文明意識,說到底就是要兼顧對方的心理狀態,并成為一種習慣。在交際的現場,方言的使用要掌握度,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考慮。這種文明意識不是短時間能形成的,但我們在進行方言傳承和保護時,也要把這種意識傳播出去。我們并不鼓吹方言獨大,而是主張構建一種和諧的語言生活環境。（姚羽）

　　保護方言首先要剝離“身份歧視”

　　要不要教孩子說方言?相信很多人有這樣的困惑。矛盾的焦點,除了說方言會不會影響普通話發音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視”會不會代際傳承。別的小朋友都說著“高大上”的普通話,你家孩子突然冒出一句方言,會不會一下子就“低粗土”了呢?

　　千百年來,漢語方言土生土長在農村。可是中國農村的地方文化早已支離破碎,方言的文化自信也漸趨于無。到2030年,我國城市和城鎮化比例將達到70%。于是有人調侃,未來中國的漢語方言大約也就剩下京津冀、吳越徽和閩粵臺等語系了。如此看來,倒不是不可能。

　　我們身邊,有一些人因為擔心被戴上有色眼鏡而不愿意說方言,更別說保護方言了。部分流動人口,為盡快適應流入地的社會文化,會刻意冷落、遺忘家鄉的方言,轉而熟悉、學習流入地的方言。看似鄉音的切換,實則是渴望身份的轉變。

　　由此可見,保護方言,首先要剝離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視”。說方言不等于沒素質,只不過要注重語境和場合。歧視方言主體,對地方語言文化特色沒有包容力,才是真的沒素質。

　　再者,方言流失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方言傳承也并不像我們所想的那么不堪一擊。在大浪淘沙、去糟粕取精華的過程中,勞動人民的智慧會賦予它新的生機。

　　一直以來,輿論焦點往往放在方言的保護與推廣普通話之間的矛盾上。其實,問題關鍵并不是方言該不該保護,而是什么樣的方言值得保護——這是內涵和范疇的問題,也是定位和功能的問題。

　　從語言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作為文化的方言”和“方言文化”并非同一個意思。筆者認為,“作為文化的方言”能夠較好地摒棄方言背后的“身份歧視”,將方言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文化現象來審視,并加以保護和傳承。具體來說,大致包含三個層次。

　　一是作為歷史記憶的方言——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全中國以漢語方言為母語者有11億。所以方言或許是鄉愁最直白的表達了,就是你一聽我說出口就能熱淚盈眶,本來要握手的也立馬改擁抱了。

　　二是作為審美認知的方言——體現并傳承地域獨特文化之美,社會核心價值中的真善美。比如上海話里,“222”中三個“2”有三種不同的發音。衢州話中,“下雨”為“落雨”,茄子叫“落蘇”；義烏話里筷子念“箸”,吃飯叫“食”,都保留了比較優雅的古語發音。

　　三是作為族群識別的方言——方言和俗語息息相關,串聯起“約定俗成”的族群識別符號。比如溫嶺人之所以為溫嶺人,從方言中就可以感受到海邊獨有的潮濕氣息——有一種爭分奪秒叫“趕潮落水”,有一種搞不清楚叫“買咸魚放生”……正如網民“BY858”所說,普通話或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但方言,卻可以讓你記得從哪里出發。（俞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