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被立案調查。9月底，倪發科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在接受組織調查時倪發科曾經抱怨：“如果組織上早提醒或早處理我兩年，我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也不至于這么大，自己犯的錯誤也不至于這么嚴重。”（1月7日《現代快報》）
和所有落馬貪官一樣，倪發科走到今天這一步是咎由自取。然而，把官員貪腐的責任全都歸咎于不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對自己要求不嚴、不能正確對待權力等等，并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權力觀、利益觀的錯位，是內因；外部環境比如監督不嚴，權力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則是貪腐行為得以實現的外因條件。倪發科抱怨組織對他發現處理得太晚，而導致了他在那條路上越走越遠，直至不可救藥，不管他本人是在推卸責任，還是巧言之辯，客觀地說，這番話不無些哲理意義；成功的廉政建設經驗已經證明，有效的反腐制度能夠達到讓權力者“不愿貪，不敢貪，不能貪”的境界。所謂“不能貪”，是說權力監督、制衡的嚴密，到了想伸手都沒有機會的程度，比如“打招呼”不好使，因為不是一個人說了算，甚至都不是一群人說了算，而是一個體系、一種機制在進行著權力運作，哪個環節不按套路出牌都無法運行。而所謂的體系與機制，也可以理解為一個“籠子”，籠子里的權力既不能隨心所欲，一舉一動又都是透明的。那么，貪欲或可以想，但要實現則不容易。
四川彭州原市委書記陳家榮獄中所寫的“懺悔書”中說，“監督，在我這個市委書記面前只是一句空話，我開始無原則地變通，為人辦事，為己撈錢。久而久之，那種唯我獨尊、自以為是的美好感覺就像鴉片一樣，讓我上癮……”很多貪官都是這樣，鐐銬加身時才意識到，是權力太大害了自己；而“監督只是一句空話”的反思，與“如果早處理我兩年”的抱怨，其實都是在反思和抱怨同一個問題：現行監督體制中，“不能貪”的防線還比較脆弱。
監督無力，權力者也可能成為受害者；權力不受約束固然可以帶去榮華富貴，但是與牢獄之門也可能就是“一腳門里一腳門外”的關系。面對一批又一批官員的落馬，輿論也不斷發出“救救貪官”的呼聲，讓權力歸于本分，結束危險游戲。遺憾的是，不管是財產公開之類的制度防腐措施，還是解決權力過于集中的體制改革，都有很多官員想不通，極力抵制。其原因，一是習慣了沒有監督的權力快感，二是過于自信或僥幸，都認為自己離那一步還很遠。倪發科當初也一定是這么認為的，然而等他什么都明白了，也就什么都來不及了。
但愿“倪發科的牢騷”會成為醒世箴言，并成為權力體制改革的一個注腳。(馬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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