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加費的收取亂象，終于得到了重視。近日，新華社播發了《一年僅居民生活電費就“附加”了270億元?》的報道，對于居民電費等附加費提出質疑。財政部回應稱，我國將清理規范民生資源附加費在內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未列入財政部目錄清單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拒絕繳納。（11月17日《京華時報》）
有權拒絕，這似乎是在給予、保障繳費的主動權。其實，附加費作為一種沿承下來的過度產物，可以適當存在。有些附加費，必須繳納，因為其背后對應著公共投入和財政支出，若不繳納，則公共事業將無法維系，公共生活將無法維持；但是，有些附加費就收得太稀里糊涂，隨心所欲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部門的福利與小金庫，如果這樣的附加費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收取，則公眾的利益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收費部門的公信力也將受到無法挽回的損失。所以，應該給予公眾繳費充分的選擇權和主動權，對于那些不合理收費，他們當然需要有拒絕的權利和勇氣。
問題是，有權拒絕就能夠讓公眾理直氣壯地拒絕嗎？拒絕是需要條件和前提的。首先，具不具備拒絕的基礎，就是能不能對收費作出清楚的判斷：哪些屬于合理收費，哪些屬于亂收費？如果這個根本問題都搞不清楚，如何去拒絕？其次，具不具備拒絕的保障，就是拒絕之后的結果是什么，如果，拒絕的時候很過癮，但拒絕的結果卻是停水停電停氣，卻是孤立無援、束手無策，那么拒絕就是一種不會出現的“莽撞之舉”。而且，光拒絕也不是長久之計，相對于強勢的收費機構，公眾說拒絕本身就是一種成本和代價。
因此，必須讓有權拒絕變得真實。一方面，應該實現信息對稱，讓公眾具備拒絕的基礎。這就要求，收取附加費時，不能只在收費清單上，簡單列出附加費多少錢，而是應該詳細告知所收取的附加費，其性質是什么，現實依據是什么，經過了怎樣程序。這些內容可能是收費部門心知肚明的，他們會覺得沒有必要告訴收費對象；但是，信任總是來自知情和溝通，如果現在依然不主動地公布、告知信息，公眾就可能被蒙蔽，成為繳費大軍中的“冤大頭”，當然也可能喪失對收費者的基本信任。此時，有權拒絕的權利如何實現？知情權是其它權利實現的基礎，若對附加費的種種內幕一無所知，有權拒絕只能是一句空話。結果，要么是一概拒絕，要么是一概不拒絕。
另一方面，應該給予權利救濟，讓公眾具有拒絕的資本。說拒絕很容易，比如公眾在收到面目模糊的收費單時，他們可以下意識地說，這是不清不楚的收費，我有權拒絕。但那之后呢？在一個正常通水通電通氣，都可能存在吃拿卡要的現實環境中，把這種拒絕看成是一種抗拒，理解為一種對抗，并收取滯納費或者干脆停水停電停氣，并不是干不出來的事情。所以，拒絕之后，若沒有有關部門主動呈上收費信息，并給予繼續提供服務的承諾，有權拒絕就容易成為有權沒膽。至少，監督部門應該明確有權拒絕的權利救濟：對拒絕者提供基本保護，讓拒絕成為維護個人權利的開始，成為制度糾錯的啟動；對確實存在亂收費現象的部門進行事后嚴懲，讓每一次亂收費的發現，都成為一種亂收費的終結。
客觀上說，在與收費部門的比較中，被收費者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既然，雙方的地位和力量是不平等的、不平衡的，那么在給予弱者說話和拒絕的權利時，就應該竭盡所能地保證這種權利能夠落到實處，能夠具體真實。這既需要知情權的保障，沒有信息對稱，沒有知情權，公眾想維權都無從維起；也需要權利救濟的跟進，一旦公眾因為拒絕受到侵害，那么保護的制度就會自動啟動，實施侵害者必將受到嚴懲。如此，有權拒絕不合理的附加費收取，才能真正擲地有聲，才能成為公眾實際的權利。（李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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