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消息，延安啟動了投資巨大的“上山建城”計劃，按照這一計劃，新城區(qū)包含北、東、西三大片區(qū)，控制面積達78.5平方公里，未來可用建設用地50平方公里左右，預期承載人口40萬左右，相當于再造一個延安城。規(guī)劃一經公布立刻在全國范圍內引發(fā)廣泛關注。一些媒體以“延安千億削山造城”為題進行報道，認為其耗資巨大且暗藏多重風險，有政績工程之嫌。
為什么要造新城，延安官方自有答案，“現有城區(qū)飽和”、“革命舊址保護需要”這兩大理由隨便拋出一條，似乎都足以自圓其說。而另一方面，作為質疑的一方，在其指出“黃土的濕陷性問題”、“巖土工程填方區(qū)對建筑物的承載問題”、“填方區(qū)的長期穩(wěn)定性問題”之外，又特別提到了另一種風險，即以延安現有的財政基礎和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延安新城會否成為“債城”與“鬼城”？
從新華社的報道來看，延安造城，目前基本上是造者自造，質疑者則堅持質疑。誰都不缺論據，誰也沒法說服對方，而且雙方似乎根本就沒有一個交流溝通、相互傾聽對方意見的正式平臺。這樣一種現象，其實已經非延安一地而然。
前不久，國家發(fā)改委城市和小城鎮(zhèn)改革發(fā)展中心對12個省區(qū)開展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12個省會城市都準備開建新城，144個地級城市中計劃建設新城的更高達133個，平均每個地級市提出建設1.5個新城新區(qū)。舉目四望，蘭州推移700座荒山建新城，貴州多個貧困縣土地置換集鎮(zhèn)建設新城，廬山建新城1.5萬名居民遷下山……各地造城運動可謂風起云涌，隨著城鎮(zhèn)化的推進，似乎已很難有一種力量阻止一座座宏大的新城在神州大地拔地而起。
毫無疑問，新城并非不可建設，比如有的歷史文化名城承載了過多的人流量，為了對歷史文物進行更好地保護和獲得新的發(fā)展空間，另造新城無可厚非。但只要打量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中，類似情況少之又少。
盡管和延安造城一樣，全國性的造城運動中，作為主導的官方好像永遠都不缺乏貌似雄辯的理由，但一個事實是，質疑的聲浪是越來越高了。專家們紛紛語重心長地指出，“城鎮(zhèn)化不是趕農民上樓”，“城鎮(zhèn)化不是圈地賣房”，今年8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fā)文章更是痛批一些地方“拍腦袋造新城”“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許多問題”，宏大的新城由于缺乏產業(yè)支撐，招來商家寥寥無幾，“新城區(qū)最終變成了荒草地”，有的新城沒有足夠的人口，“到了夜晚一片漆黑，無人居住，成為‘鬼城’”，還有一些新城大肆違規(guī)占地擴張，“安置補償不合理，政策不到位，引發(fā)群眾不滿，群體性事件頻發(fā)，嚴重影響了社會和諧穩(wěn)定……”
土地資源的浪費、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壓力、不可小視的債務問題……坦率地說，拔苗助長、脫離實際的造城熱中隱藏的風險并非難以窺測，而且心智正常者幾乎都可以得出一個判斷：如果聽之任之，就存在風險向危機轉化的可能。因此現在的問題是，在山雨欲來的風險乃至危機面前，誰來對造城熱斷然喝止？
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但也可能是最難的問題。盡管從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觀察，中國正在探索的“城鎮(zhèn)化”和世界其他國家業(yè)已跨越的“城市化”存在著一些差異，但就農業(yè)人口向市民轉化這一點而言，兩者又別無二致。因此，城市化也好，城鎮(zhèn)化也罷，其對中國未來的挑戰(zhàn)無非在于兩個方面：對進城者來說，是如何盡快轉化為市民的問題，對政府來說，則是面對越來越多的市民，如何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的問題。相對于這兩個方面，圈占土地然后用鋼筋水泥澆灌大樓要簡單得多，然而在現有官員考核體系中又偏偏是最易顯示政績的辦法，一個掌握話語權的人會作何選擇豈非不言而喻？其難以被說服又豈非在意料之中？
為了嚴格評估各地的新城規(guī)劃，聽取所在城市公眾意見，是否需要組織一個包括專家在內的高規(guī)格調查團開展一次全國普查？無論如何造城熱必須降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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