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國務院國資委召開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工作會議上，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在講話時透露，中船集團主要負責人帶頭降薪30%，且“領導降薪幅度大于中層干部，干部降薪幅度大于一般員工”。煤企也紛紛升起降薪的大旗，如中煤能源、山西焦煤集團下屬煤礦、永煤集團、義馬集團、鄭煤集團、河南煤化集團等，管理層降薪均在10~20%之間。（1月21日《中國青年報》）
部分央企主要負責人在面對經濟效益大幅下滑的壓力下帶頭降薪，無疑值得贊賞，因為降薪總比堅守天價薪金高地要好。但有專家指出，部分央企高管降薪行為的象征意義更大，本質上依然是一種行政化、官員化色彩比較濃的行為。筆者要強調的則是，央企高管降薪，要靠制度，不能靠高管自身的思想覺悟。
央企高管年薪過高是不爭事實。如今，由于央企高管年薪成了企業“商業秘密”，近幾年很少有披露。網上可以查到的是2008年部分《央企高管薪酬一覽表》，薪金水平在30萬~1200萬元人民幣之間。最高的當屬中海油董事長傅成玉，年薪為1204.7萬元，以工作日均45000元“拔得頭籌”。中船集團董事、總經理劉建人年薪為34萬元，屬于較低的。若以此為基數降30%，年薪還在20萬元以上。而據媒體披露，中央政治局委員平均月薪為1.1萬元，年收入在13萬元。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執政黨核心領導成員，社會精英中的精英，他們的貢獻不比央企高管小。若再與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比，央企高管的薪酬無疑屬于天價了，人們感到分配不公、要求降下來是理所當然的。
把央企高管的薪酬水平降下來，所以要靠制度，不能靠高管自身的思想覺悟，是因為央企高管的思想覺悟并不高。他們拿高薪往往理直氣壯，理由是“與國際接軌”，與華爾街高管比，再一個理由是自認為是企業家人才，對企業發展貢獻大，拿高薪理所當然。從央企資產的國有和全民性、壟斷性和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看，他們的理由是不值一駁的。但一提央企薪酬高，高管們就抱屈。在2011年全國“兩會”上，武鋼集團總經理、黨委副書記鄧崎琳的發言頗具代表性。他說，我一年稅后工資是40多萬，美國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萬美金，民營企業就更不用說了。應該按經濟規律走市場化、國際化的道路，實行“高管高薪”。最典型的貪得無厭高管當屬中海油原董事長陳同海。他不僅每年拿1000多萬元年薪，日均職務消費4萬多元，還貪污受賄近2億元。可見，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而在中船集團主要負責人帶頭降薪30%的消息披露后，并未像業內一些人士預料的那樣引起連鎖反應。公眾能夠看到的只是這幾家調整高管薪酬央企，在國資委所管理的117家中央企業中顯得寥若晨星。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負責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已歷時八年之久，但出臺期限卻屢次延期，阻力也是來自央企。黨的十八大之前，溫家寶總理表示將在去年12月份出臺，國家發改委再次拿出了新一版的《方案》，但至今未能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國家發改委分管副主任徐憲平表示，博弈的關鍵點主要包括如何規范國企高管收入水平和國資紅利上繳的比例和用途。分管工資政策的人社部有關官員表示，在向央企征求規范央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的意見時，曾遭到了一些央企高管的強烈反對。由此可以看出，單靠覺悟無法把他們的薪水降下來，只能靠制度加以約束。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到深圳視察時也指出，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我們相信，只要有中央立志改革的政治勇氣決心并搞好頂層設計，有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一定能能克服特殊利益群體的阻撓，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得以推進和落實。（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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