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中提出了經濟增長要實行以居民消費為主要動力的方針，提出這個以居民消費為主要動力的方針的原因有三：第一，世界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歐洲對中國低檔消費品的需求減弱，因此，依賴低檔消費品向發達國家出口已經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第二，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幾萬億元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可持續；第三，居民收入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比重下降，而且，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過慢引發社會矛盾激化。
因為提出了上述經濟增長要實行以居民消費為主要動力的方針，“十二五”規劃在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分配比重問題上也作出了相應的戰略轉變：居民收入增長指標為不低于GDP增長指標。換句話說，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不低于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長的平均數。
同時，“十二五”規劃提出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戰略轉變。換句話說，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要快于總體居民收入增長速度。
從邏輯上說，只有實現了政府在“十二五”期間關于居民收入的這兩個新方針，“十二五”規劃以居民消費為主要經濟增長動力的戰略轉變才可能實現。
而“十二五”規劃中居民收入的第一個戰略轉變，在第一年沒有完全實現。2011年 ，政府收入增長25%左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25%左右，而農村居民收入僅為11.4%，城鎮居民收入僅為8.4%（編者按:2011年全國GDP增速為9.2%）。
原因之一：理論問題
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為什么居民消費占GDP份額逐年下降，同時為什么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我的觀點是：首先，市場經濟具有天然的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的特征和趨勢。因為，市場經濟的每一個生產者都要追求超額利潤——這是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市場經濟創造財富高效率的原因。這就必然構成對資金、自然資源、知識和管理的永不休止的強烈需求，同時對普通勞動的需求就會萎縮。這種供求關系就使得資金、自然資源、知識和管理的所有者的價格總體處于供不應求的上升趨勢，而普通勞動者的價格就會處于供大于求的相對下降趨勢。這是市場經濟中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本質原因。
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在同等居民收入總量的條件下，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越高），在收入總量中用于儲蓄（投資）的比重越大，用于消費的比重越小。反之，用于消費的比重越大而用于儲蓄（投資）的比重越小。
對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來說，儲蓄（投資）轉化成供給（產能），而消費轉化為最終需求。因此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使得市場經濟天然具有供給大于需求的趨勢。當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經濟體就會出現破壞性的方式，即經濟危機，來恢復供給和需求的平衡。其代價是巨額社會財富的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做出的選擇是：不能退回計劃經濟，必須堅持高效率創造社會財富的市場經濟方向；同時，要用政府的法律、制度、政策、管理等和諧方式替代非政府的破壞性方式維持供給（產能）與需求（消費）的平衡。和諧方式的核心是政府要保證居民收入在社會財富分配中占有相當的份額以對沖市場經濟中社會財富分配的強勢主體（政府自身和企業）占有更多份額的天然動力，同時政府要保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不低于適當水平（合理的基尼系數）以對沖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天然高于低收入群體的趨勢。
有一種觀點認為，完全是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夠深入，腐敗和壟斷導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解決問題的措施就是深化市場化改革。我認為腐敗和壟斷是居民收入拉大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為，相對壟斷較少的經濟體（如美國）也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相對腐敗較少的經濟體（如中國香港）也存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
我贊成而不是反對中國以深化市場化改革的方向，解決中國的腐敗和壟斷問題。我與上述觀點的區別在于：政府保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快于政府和企業，政府保證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速度不低于適當水平（合理的基尼系數）是完成“十二五”規劃的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而深化市場化改革消除腐敗和壟斷也是完成“十二五”規劃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驗證理論的第一個實例：中國
中國政府公布的居民收入比重已經降低到40%左右。中國沒有政府定期公布的基尼系數，不同經濟學家測算的結果分布在0.45-0.5區間。產能過剩已經是全社會公認的問題，為什么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破壞性調整（小規模破壞性調整出現過多次）？因為三十年來外貿順差和結存巨額外匯儲備向美國、歐盟繳納鑄幣稅從而將過剩的產能輸出維持了留存國內的產能和消費的平衡。
目前，美國居民儲蓄率上升，歐盟壓縮政府支出勢必減少對中國普通消費品的需求，同時中國產品成本（勞動力、資源、環保等）上升也削弱了中國普通消費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是中國“十二五”規劃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以將居民消費轉化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的原因。
而且，作為戰略調整的一部分，外貿出口方針也要相應調整。因為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標都不是短期能夠完全實現的，因此，外貿出口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域。面臨美國、歐盟對中國普通消費品需求的減弱和中國普通消費品在世界市場競爭力的減弱，中國的外貿方針應該實行三個轉變：出口商品的重點應該從普通消費品轉向機電產品和基礎設施建設；出口市場應該從美國、歐盟轉向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口方式從產能出口轉向“資金出口帶動產能出口”（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驗證理論的第二個實例：美國
美國居民收入屬于世界高水平國家，但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仍然呈現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局面。美國外貿逆差并不能說明美國產能不足，需求過剩。
首先，由于美國作為發達國家，勞動成本很高，對于能夠容納高勞動力成本的產業，比如金融、IT、軍事工業等各類高科技產業，產能嚴重過剩，依賴出口來實現國內產能與消費的平衡；其次，在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中，用印制美元、貶值美元來獲取世界其他國家的實際財富，主要是普通消費品和能源，這種戰略幾乎無成本地解決了其國內普通消費品的產能不足問題，同時保護了國內能源資源的開發和消耗；盡管如此，居民消費需求不足仍然困擾美國，住宅的分期付款制度就是把未來可能的住宅以及相關的需求轉化為當前實際的需求來平衡過剩的產能（供給），更進一步，這種轉化所增加的當前實際的住宅以及相關的需求仍然不足以平衡過剩的產能（供給），新的金融產品和工具被發明出來，即：次貸、MBS、CDO、CDS，這些產品和工具的本質是放大杠桿率，即：把更多的未來可能的住宅需求轉化為當前實際的住宅需求。
而且，泡沫的破裂還使美國（這里指美國整體，雖然美國國內不同公司和個人有盈利和虧損）從銷售到境外的金融產品的壞賬中獲取巨額盈利。奧巴馬鼓勵出口的政策實際上還是平衡國內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矛盾。
驗證理論的第三個實例：巴西（墨西哥等）
若干論文和調查報告認為以巴西為代表的拉丁美洲國家在上個世紀70年代取得經濟高速增長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民粹主義的追求過度公平的政治經濟戰略。
實際上，巴西在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上世紀80-90年代，恰恰是自由主義過度追求效率而犧牲公平所致。基尼系數高達0.6。而2003-2006年，巴西（墨西哥等）基尼系數出現負增長以后，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巴西經濟全面復蘇，今年已超過英國。
原因之二：規劃問題
由于理論的缺陷，1994年稅制改革就提出增加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戰略并且在有效實施；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和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戰略的實施也一直使企業收入快速增長；而在社會財富分配領域“十一五”規劃確定的GDP增長指標為7%，而居民收入增長指標為4%。這意味著“十一五”規劃就是要減少居民收入的比重而相應地增加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的比重。因此，多年來，居民收入比重持續下降也就不足為怪了。
原因之三：政策問題
理論和規劃是政策制訂的依據。總體來說，這幾年政府在增加居民收入和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了不少決策，比如最低工資標準、農產品收購價格、農業稅、醫療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個體戶納稅標準、貧困居民標準、保障性住房，等等。但是，這些措施的力度不足以也沒有改變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趨勢，都不足以也沒有改變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目前的問題在于：“十二五”規劃第一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目標沒有完全實現。說明目前從“十一五”規劃延續下來的政策尚不足以支持“十二五”規劃的實施，必須進行重大調整，否則，“十二五”規劃的目標難以實現。
（許善達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會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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