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贏GDP只能算是初級目標；下一步，居民收入或許可以將跑贏的目標定得更高
在“十二五”規劃提出的主要目標中，有兩個數據格外引人注目。
其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其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年均增長7%以上。
針對上述表述，外界將其形象地解讀為“收入要跑贏GDP”。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初步測算出的2011年宏觀經濟數據，其中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7156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2%。
與之相對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4.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7.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4%。
收入要跑贏GDP，為何？
且看幾組數據：2001～2009年，中國GDP年均增長10.5%，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9.9%和6.6%，分別比GDP年均增長率低0.6和3.9個百分點。
此外，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去年發布的數據，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為53.4%，1995年為52.8%，2000年為51.4%，2006年為40.61%，2007年為39.74%。2000年到2007年，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其中，2004年，國家統計局把個體經營業主的收入從勞動報酬轉為營業利潤，然而，這并未改變2004年之前勞動報酬比重不斷下降，2004年之后勞動報酬比重仍下降的總體趨勢。
與之相反，2000年中國的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為12.8%，此后逐年增加，2008年稅收收入比重超過18%。
2011年的情形也未有大的變化：財政部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的財政預算報告顯示，去年全國財政收入103740.01億元，增長24.8%，速度遠超過GDP和城鄉居民實際收入的增幅。
從多年宏觀數據和個人感受看，中國國民收入的最終分配格局未向城鄉居民傾斜，導致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而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導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消費需求增長乏力。“十一五”期間，與GDP增速年均達到11.2%相比，城鄉居民消費的年均實際增速都低于10%。
眾所周知，在“十二五”規劃中，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被放在格外重要的位置。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乃是關鍵。然而，要擴大消費，首先必須要提高消費能力，因此增加收入也就成了必然選擇，跑贏GDP便成為了第一個需要跨越的目標。
如前所述，居民收入增長之所以相對緩慢，緣于分配制度不合理。因此，要想讓收入能真正跑贏GDP，改革分配制度勢在必行。具體而言，首先要在初次分配中著力提高勞動者報酬所占的比重，其次在二次分配中要更多向民生領域傾斜。
雖然分配制度改革涉及面廣、內容繁雜，但在這方面，國家已經邁開大步。
2012年2月8日，國務院批轉了《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在這份近年來國務院批轉的第一個促進就業國家級專項規劃中，明確規定了“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
按照這一速度，五年內工資幾近翻一番！這也被不少人視為國家在初次分配領域提高勞動者報酬的一著好棋。
此外，江蘇、廣東、山西等十余個省市的“十二五”規劃中也紛紛推出了各自的收入倍增計劃，其目標直指初次分配中的勞動者報酬。
在二次分配領域，國家也下足了力氣。根據財政部提供的數據，2011年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安排合計13848億元，增長19.8%。
“十二五”規劃提出，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內容涉及到就業、分配、社保、醫療、教育、住房等多個方面。
例如，2011年國家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這一數額比2009年提高了92%，并把更多農村低收入人口納入了扶貧范圍。
在“增收”的同時，國家還通過改變稅制結構來適當減輕普通勞動者的稅收負擔。
2011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這一舉措使得工薪所得納稅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由28%下降到8%以下，從而使個稅納稅人數由8400萬銳減至約2400萬。
類似的措施尚有不少，應當說對于如何讓居民收入跑贏GDP，國家已有比較明晰的思路和措施，因此只要落實到位，實現這一目標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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