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一家（資料圖）

　　（萬里同志于2015年7月15日12時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本文為萬里之子萬仲翔2010年發表的文章《父親萬里》）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萬里是一個典型的有血性的山東漢子，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他幾乎沒有城府，不會八面迎合，喜怒哀樂全寫在臉上。父親是一個實干家，干起工作來不要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后果。父親是一個對黨對人民負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家。

　　我們小時候，父親工作特別忙，所以極少過問我們的功課，也少有與我們平等對話交流思想的時間，但父親仍然給我留下許多不可磨滅的印象。歲月蹉跎，流年似水，這么多年過去，有些事情仍能十分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

　　父親朝我發火

　　1949年，我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后，氣勢如虹，橫掃千軍如卷席，迅速解放了大西南。父親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進駐重慶，成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我們全家跟隨父親來到重慶。

　　我們家和重慶市幾位領導同住在市中心一幢莊園式建筑中，位置極佳。花園很大，還有大陽臺，可俯視山城景色，高堂大屋還裝有彩色玻璃。有一天，我和哥哥妹妹上陽臺玩耍，我們這群從農村根據地來的孩子看到陽臺上有些鵝卵石堆放在角落，就玩起了投石子游戲，看誰投得遠。正投得起勁時，樓下突然傳來哭聲。原來，墻外是條小街，石頭把在樓下行走的一個小孩的頭打破了。一群路人和家長帶著頭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門來。大事不好，嚇得我們幾個趕快下樓找地方躲藏起來。

　　那天父親正好在家，他接待了找上門來的群眾，先賠禮道歉，又立即派人用車送被砸破頭的孩子去醫院。

　　送走了群眾，父親回屋找我們問罪。我們躲在奶奶屋中不敢吭聲，父親破門而入，怒吼道：“你們敢拿石頭打老百姓？這是仗勢欺人，欺壓老百姓，這還了得，不成了國民黨了！”

　　父親揮起的拳頭被奶奶攔下。奶奶對父親說：“小孩子不懂事，你別發那么大火。要打，讓我來打他們吧！”

　　奶奶推走父親，把門關上，在我們每人身上拍打幾下，然后語重心長地說：“你們不能這樣不懂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打死人是要償命的。”

　　我哭著說：“我們沒想打人，只是扔石頭玩呢，看誰扔得遠。我們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扔了。”

　　晚上，奶奶說不要哭了，給了我一根甘蔗，叫我到樓下飯廳吃飯。我一下樓，正碰見父親朝我走來。我見他橫眉冷對的樣子，以為要打我，誰知這次他沒有揮拳，卻飛起一腳踢斷了我手中的甘蔗。我嚇得面如土色，轉身就跑。

　　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經歷的父親發火事件。父親、母親都是老師出身，平時不講粗話，也沒動手打過我們，這次是真發火了。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他說：“仗勢欺人，欺壓老百姓，這還了得，不成了國民黨了！”

　　別看父親發起火來很厲害，其實他是很疼愛我們的。在重慶時，我面色發黃，有人懷疑我有肺病。有一天，父親對我說：“我去北京開會，你跟我去北京，檢查檢查身體。”

　　于是，我就有了第一次坐軍用飛機的經歷，也有了第一次泡浴缸澡的特殊感受。

　　到了北京，父親去會議駐地開會，把我放在西單皮褲胡同的西南駐京辦事處主任魯自成的家中。他們一家人都對我極其熱情，待若上賓。也是在這里，我平生第一次嘗到在大浴缸泡澡的滋味。泡在浴缸的熱浪中，我想了很多，想起農村根據地的艱苦生活，想到父母、兄弟妹妹和奶奶，我突然大哭起來。魯家一家人以為哪里怠慢了小客人，一時不知所措，其實是處于這種無限溫情中，使我想家了。

　　我和哥哥的高消費

　　1952年，黨中央決定撤銷五大中央局，當時有“五虎進京”之說（即五大中央局書記都調入北京中央工作）。1952年年底，父親也被調入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長，當時部長是陳正人，副部長有3名，即萬里、周榮鑫、宋裕和。

　　1953年1月4日，中央派了一架美式軍用運輸機來接父親等人赴京上任。上午從重慶白市驛軍用機場起飛前往北京，機上坐了兩家人，一是被任命為國務院（當時叫政務院）副秘書長的孫志遠一家，包括馮秘書及工作人員；另外一家就是我們全家八口和工作人員。兩家人整整坐滿一架飛機，那時，飛機一天還飛不到北京，要在武漢加油，停留一天。1月4日晚上到達武漢，我們兩家下機后在漢口德明飯店住了一晚。

　　1月5日中午，到達北京西郊機場。北京剛下了一場雪，遍地雪白。雪后天晴，藍天白云分外妖嬈，北京實在太美了。我們從西南來，只見過重慶的大霧，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的雪。乍見白雪鋪滿大地，我們驚呆了，真想摸摸雪，看看是什么感覺。當車子經過天安門廣場時，見紅墻黃瓦金碧輝煌，天空中白鴿飛來飛去，帶著優美的哨聲，如同進到仙境一般。

　　我們住進了東城和平賓館，在電梯的眩暈中開始了北京的新生活。

　　到北京后，我和哥哥被送進北京育才小學讀書。學校在先農壇內，出東門是先農壇體育場，解放軍高射炮兵部隊也在體育場內布陣。1954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在高射炮兵陣地上進行了莊嚴的宣誓儀式，戴上了鮮艷的紅領巾，成為萬家第一名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星期六回到家里（我們平時住校），父親和母親看見我戴著紅領巾回來也頗為興奮。他們有言在先，誰先入隊就給誰買冰鞋。

　　星期日一早，父親母親帶著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去東四人民市場買冰鞋。我興高采烈地選中一雙北冰洋牌冰鞋，價錢25元。父母將要付錢時，我看見哥哥在一旁站著低頭不語，用羨慕的眼光看著我手中的冰鞋—哥哥比我大1歲，在育才小學和我同級，因戰爭年代顛沛流離沒有條件讀書，被耽誤了一年。看著哥哥尷尬不安的神情，我馬上對父母說：“給哥哥也買一雙鞋吧，鼓勵他早日入隊。”

　　父母相視一笑，馬上就說：“咱們給老大也買一雙吧！”于是又給哥哥買了一雙同樣牌子的冰鞋，共花了50元。當我們背著冰鞋回到學校，在學校的冰場上奔馳時，是多么高興和自豪啊！哥哥加倍努力，很快也戴上了紅領巾。

　　當時沒有感到父母為培養我們而投重金的用心良苦，以后從家里發生的一件事情上，我們才體會到父母為了培養我們而不惜工本的苦心。

　　奶奶朝父親發火

　　年少不更事，不知道50元對父母來說是一個多么沉重的負擔—那時剛由供給制轉為工資制，父親是部級干部，母親是處級干部，他們每月工資也不太高，要養活全家8口人，還要補助生活更加困難的窮親戚們。全家平時也是節衣縮食，我們穿的衣服也是補丁摞補丁，大的穿完小的穿，一到月底經常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

　　是父親和奶奶之間的一場嚴重沖突，才讓我明白了一些道理。那時我們全家住在東城區演樂胡同的一個四合院里。父母住北屋，有兩間小臥室，一間客廳。

　　南屋有兩間房，一間奶奶住，一間工作人員住。我們平時住校，星期六回家后“打游擊”住，有時在奶奶屋里擠，有時在北屋大客廳打地鋪睡。

　　一個星期天，奶奶來到客廳，對著父親大吵起來：

　　“萬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裝了窗簾，為什么不給我這屋裝？”

　　原來，公家為父親住的北屋裝上了窗簾，南屋沒有裝。奶奶發現了，就找父親責問。

　　父親說：“國家困難，我怕公家花錢太多了，所以沒叫他們給你那屋裝。”

　　奶奶又說：“那你沒有津貼呀？你用津貼給我買嘛！”

　　父親無言以對，連聲允諾，趕快用自己的工資為奶奶的房間安上了僅有一層白布的窗簾。

　　看到這一情景，我感到十分羞愧，真不該叫父母給我們買冰鞋，用這錢給奶奶買窗簾多好啊！這是有生以來我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看見奶奶對父親大發脾氣，責怪父親。從此，我再也不要求父母為我們買東西了。

　　阻止姑姑提拔

　　父親做事很極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絕情。這也許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革命者的共同特點。

　　我大姑萬云從小在根據地長大，受父親影響，15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解放大軍進入大西南重鎮重慶后，被黨團組織選中，派往蘇聯列寧格勒團校學習深造。

　　這是蘇共培養共青團高級干部的專門學校，團校的學員都是從全國各地選拔出來的經戰爭考驗的優秀青年，畢業后分配到共青團組織中做領導工作。團校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中國共青團的領導干部。由于都是調干生，又是留學生，當時中蘇關系很好，故生活待遇很高，每月發1200盧布生活費，相當于蘇聯的高干待遇。經過幾年學習，大姑以優異成績畢業后，分配到共青團中央工作。那時父親已調到北京建工部工作。大姑到團中央上班不久，父親就找她談話，認為她在團中央機關工作高高在上不好，應該到工農中去，與工農相結合，到基層工作，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

　　在父親的干預下，大姑離開團中央，調入北京國棉二廠做工會工作，長期和工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大姑從機關下來毫無怨言，默默工作，無私奉獻，獲得了工人的好評和黨委的信任，先是當了廠工會主席，后又擔任了廠黨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因為沾了父親這個“黑幫”哥哥的光，又執行了黨交給的“四清”特別任務，大姑被江青點了名，因此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來，險些精神失常。但在工廠勞動掃廁所期間，工人私下安慰她、鼓勵她，她堅強地挺了過來。父親被解放后，大姑也恢復了工作。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經過幾年努力，大姑不僅恢復了原來的職務，還具備了提拔的條件。北京市紡織局的領導找到父親，對他說：“萬云同志表現不錯，我們準備提升她為紡織局副局長，你看怎么樣？”

　　父親聽后，馬上一口回絕，說：“萬云不夠格。比她優秀的人多的是，還是先提拔別人吧，萬云需要繼續鍛煉。”

　　局領導相當重視父親的意見，認為父親不同意就算了。父親的一句話就中斷了大姑的晉升。許多年后，組織上沒有征求父親的意見，大姑才被提拔，當上副局長，臨退休也不過是個局級干部。人們常說“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父親這里就不靈。他這里是“朝中有人難做官”。

　　哥哥下鄉勞動10年

　　父親平時幾乎不管我們，很少檢查過作業或過問我們學習之事，大概連我們讀幾年級都不知道。但他教育我們要多讀書，還規定了一些古典文學書目讓我們在暑期閱讀。他認為孩子們要以學校教育為主，家庭教育為輔，所以對我們的方針是：小事不抓，出事大訓。

　　我的大哥伯翱從小聰明頑皮，生性好動，愛運動，在中學打乒乓球曾獲得二級運動員稱號。大哥愛交朋友，小學時就成為孩子頭，不少人愿意跟隨他，圍著他轉，跟著他玩；也有不少小朋友到家里來找他玩，有時也在家里吃飯。奶奶經常說他：“你橫拉騾子豎拉驢，滿眼盡朋友。”愛玩是孩子的天性，大哥有時會犯些兒童難免的錯誤。如果被父親抓住，一定要召開家庭會議。主要教育大哥，全體孩子陪聽。

　　大哥17歲時，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父親堅決響應號召，決定讓讀了高中的大哥去農村勞動。臨行前，父親召開家庭會議，特別真誠地對我們說，你們要認真改造思想，當合格的革命接班人，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只有和工農相結合，才能有出息；農村是廣闊天地，一定能大有作為。還說，高爾基也沒上過大學，最后當了文學家。極少題字的父親最后還給大哥寫了8個字：一遇動搖，立即堅持。

　　大哥到河南西華國營農場當了一名園藝工人，開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一干就是10年。那時他每月工資26元。第一個春節，大哥想回京過年，父親堅持讓他在當地與群眾一起過年。當時，農場的人都各自回家過年，食堂也不開伙了。風雪交加，沒有一個親人在跟前，真不知大哥是怎樣度過這個艱難的春節的。

　　后來聽大哥說，春節期間他住的房子被大雪壓塌了，差點兒把他砸死。奶奶想孫子流淚不止。我和大哥從小一起長大，從來沒有分開過，看著大哥留下的空床，想著他獨自的凄苦和無望的前景，我每次給大哥寫信都淚流滿面。然而，父親還是讓大哥堅持住。

　　大哥終于堅持下來了，在農村勞動整整10年，不怨不悔，無私奉獻，還成為全國知識青年學習的典型人物，受到周恩來總理表揚。由于表現出色，他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后又被部隊選中入伍，成為一名人民解放軍軍官。又經數年，調入北京炮兵某部工作，這才回到離開20多年的北京。

　　大哥在河南待了20多年，大嫂在河南鄭州鐵路局工作，為解決大哥大嫂兩地分居的實際困難，有熱心人幫助大嫂及孩子，通過組織聯系調到北京鐵路局工作。一切都已聯系妥當，只差一紙調令。就在這時，鐵道部的一位副部長向父親匯報工作時說：“我們準備把您的兒媳婦從鄭州鐵路局調到北京鐵路局工作，解決一下他們夫妻兩地分居的困難。”

　　聽到此話，父親馬上斬釘截鐵地說：“在鄭州鐵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嗎？為什么都要往北京調？都來北京，鄭州的工作由誰來做？夫婦分居兩地的又不是只有他們，先解決別人的困難吧！我的意見是不要調，誰調她來誰犯錯誤。”

　　父親時任鐵道部部長，說話權威。他的一句話就吹掉了大嫂進京的美夢。大嫂在鄭州工作多年后，自己想辦法調到深圳，讀了大學，分配了工作，至今也沒有進京。

　　我們家的非黨群眾

　　父親當了副總理后，對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他曾對我說：“通過你們辦事，能成的也不能讓它成。如果都成了，你家就成衙門了。”

　　不過也有破例的事情。林彪集團重要成員邱會作有一個兒子叫邱路光，在部隊表現不錯，邱會作出問題后，部隊讓邱路光復員。他從北京參軍，根據政策，復員回京應不成問題，但因他父親的問題，北京方面不敢接收。邱路光復員后無法上戶口，無法安排工作，生活也沒著落。邱路光找到我，說出他的困境，希望我父親能解決他的問題，給一條生路，并寫信給父親讓我轉交。我斗膽沖破禁令向父親反映了邱路光的情況，遞上求救信。沒想到，父親看信后很快就作出批示，讓有關部門解決，還說：“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共產黨不能搞株連。”有關部門接到父親批示，很快就為邱路光辦了戶口手續并安排了工作。

　　父親當了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之后，對我們要求更嚴，所有孩子一律不許做生意　　。父親從不護犢，我們如果有違規犯法的事情，肯定是罪加一等，嚴加懲處。我當時在中信公司法律部當律師。有一次，父親在中央的一份有關治安的簡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說廣東有一犯人交代，某年某月某日，在廣東某賓館，他給了趙紫陽的兒子、中顧委秘書長榮高棠的兒子及萬里的二兒子每人5000美元。這本來是件無中生有的事，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廣東，更不知道某賓館在何處，當時我還不認識趙紫陽和榮高棠的兒子，我也不認識這名案犯。

　　別人的兩位家長可能問過兒子，知道根本沒有此事，因此不加理睬。唯獨我父親，不找我核實，大筆一揮要求嚴查我，并加上“如情況屬實嚴辦”等詞句。

　　我們單位領導很重視此事，由黨委書記、部長唐克親自掛帥主持嚴查，找我談話了解情況，并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甚至把我的照片拿去讓犯罪分子辨認，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讓他指認誰是萬老二。

　　他根本不認識我，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經過嚴格的調查取證后，終于洗清了我的罪名。單位將調查情況及結論材料上報中央，父親得知后才沒有對我再加追究，也不解釋，不了了之。我終生感謝唐克部長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使我蒙冤。

　　三妹淑鵬大學畢業后，在北京某單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認真負責，頗得領導賞識。單位領導想培養她入黨。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創傷太深，她對政治不感興趣，表現雖好，但也沒有申請入黨。有一次，單位領導進行家訪拜會父親，他們對父親說：“小萬在單位表現不錯，雖然還沒有寫入黨申請書，但我們想將她作為發展對象培養她，讓她早日入黨。”

　　父親聽后，很平靜地對他們說：“不要培養，我們家多一個非黨群眾也好嘛！”

　　淑鵬的領導聽后一臉茫然，不解其意。淑鵬的領導以后再也沒有培養淑鵬，淑鵬始終沒寫入黨申請書，父親也始終沒有過問。淑鵬直到退休還是個白丁，始終沒有入黨。

　　淑鵬后來問過父親，怎么從來不問她關于入黨的事。父親對她說：“參加革命入黨要靠自覺，我問你干什么呢？”父親當年是自覺參加革命，主動找黨的，他不懂入黨還需要人特別加以培養和提醒。

　　（郝英子摘自2010年7月上《家庭》）

　　人物簡介

　　萬里，1916年12月生，山東省東平縣人，1988年至1993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國家建設部部長，北京市市委書記、常務副市長，鐵道部部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第二、三、四、五、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正如萬里90歲生日時，中央主要領導人說的：“萬里同志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為黨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十幾年時間里，他負責北京的十大建筑工程，10個月建成了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筑。擔任鐵道部部長期間，他狠抓整頓，在短期內就初見成效，“安全正點萬里行”贏得一片贊揚聲。粉碎“四人幫”后，萬里同志臨危受命，被緊急派往農業大省安徽任省委第一書記、省軍區第一政委等。安徽曾受到極左政策的嚴重破壞，本來的產糧大省弄得許多農民沒飯吃。萬里在安徽冒著極大的風險，帶頭打破“左”的禁錮，打響農村改革第一炮，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讓農民重新獲得生產自主權，糧食大增產，農民很快吃飽了肚子。因此，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國百姓中曾廣泛流傳著一句話，那就是“要吃米，找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