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大國按

　　不久前，臺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云漢所著《高思在云：一個知識分子對21世紀的思考》一書。作者認為，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發展表明，以西方為中心的民主路徑不適合當代新興國家，國際社會應高度重視中國發展模式及中國崛起的深遠影響，未來世界競爭的主軸將取決于各國的自身治理能力。人民日報整版摘發該書主要觀點，以饗讀者。

　　文章雖長，但都是干貨。學習大國（XXDAGUO）推薦伙伴們一口氣讀完。

　　第一個思考：人類正經歷四大趨勢性改變

　　趨勢一、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

　　單極體系形成于后冷戰初期。20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后，美國成為世界公認的唯一超強，主導了蘇聯解體后的新國際秩序，曾一度被視為順天承運、結構牢固，但不足20年便根基動搖。

　　趨勢二、“第三波民主”退潮。

　　該浪潮源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20世紀90年代初達到高峰，曾被美籍日裔學者福山斷言為人類文明演變的終點，沒有其他體制可超越，但維持不足40年就出現退潮。

　　趨勢三、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

　　二戰后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重建為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打下基礎。蘇東劇變后，經濟秩序自由化趨勢空前發展，所有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秩序都被資本主義市場邏輯所統治。隨著“華盛頓共識”破滅、反全球化運動興起，金融危機致西方經濟增長引擎熄火。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引起激進變革呼聲，近60年的國際經濟秩序自由化趨勢面臨空前危機。

　　趨勢四、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日益沒落。

　　這是四大歷史趨勢逆轉中最具本質性的結構變化，也是近300年歷史發展趨勢的大逆轉。18世紀初，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仍與西方分享世界舞臺。隨著工業革命及殖民主義擴張，西方主導人類歷史長達300年。進入21世紀后，世界權力重心明顯東移，亞洲正成為人類歷史舞臺的主角，“新亞洲半球”的崛起預示西方獨占鰲頭時代接近尾聲。

　　四大發展趨勢同時逆轉對人類社會將產生深遠影響。它意味著衡量“進步”與“落后”的歷史坐標受到質疑，也意味著非西方國家在選擇社會制度與價值體系時享有更大空間。

　　人類社會同時面臨兩種可能的歷史發展前景：一是國際秩序進入一個較長的崩潰與重組期，全球層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現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失序與混亂在所難免；二是更公正的國際秩序正在降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模式，一個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領域，一個更能統籌絕大多數國家可持續發展需求、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第二個思考：“市場”與“民主”應重新審視

　　反思一：“民主”與“自由”正成為世界秩序動蕩的根源。

　　迎著2000年的第一縷陽光，絕大多數人都對新世紀充滿憧憬，西方知識分子甚至遐想：民主可帶來和平和良治，自由化與全球化將帶來可持續發展與共同富裕，人類社會將享受“美國盛世下的太平”，但隨后的發展卻南轅北轍。東歐經10多年市場化改革后，一些前共產黨人又以左翼或社會民主黨名義重新執政。拉美開始質疑世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揚的“華盛頓共識”，親美右派政權紛紛下臺，“左傾”執政黨開始摸索更均衡的發展策略。全球貿易與金融自由化遭勞工、農民、環保團體的強烈抵制。與此同時，地球加速變暖，極端氣候肆虐。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與“自由”——被許多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視為構建21世紀社會的兩大支柱正嚴重變形與退化，成為世界動蕩的來源。美在過去30年間努力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扭曲市場與民主的根本力量。它讓美式資本主義所向無敵，讓資本在全球取得空前主宰地位，讓民主與市場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

　　反思二：美國政體已失去為絕大多數民眾謀福祉的基本功能。

　　在美國的政治運作中，政客高度依賴所謂“政治顧問”，他們擅長政治包裝、形象塑造、抹黑對手、操弄選民、散布假信息、遙控媒體。政治人物最優先考慮的是如何網羅最專業的政治顧問，而非國家前途與未來。過去30年中，美國民主遭“市場基本教義派”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嚴重侵蝕，社會權力結構發生巨變：多元化成為歷史，金權政治占據舞臺，代表企業的利益集團在美社會取得空前優勢，而與之抗衡的力量卻日益萎縮。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工會的政治影響力直線滑落，工會會員占比從1983年的20.1%跌至2012年的11.3%。代表企業主利益的組織則資金豐沛，2011年美企業游說組織預算達27億美元，是勞工組織的90倍。企業廣告支出馴服美電子傳媒，使其不敢觸碰敏感或爭議性議題。20世紀80年代末，傳媒事業大松綁使大部分地方電臺與報紙納入企業集團控股下，只剩少數自由派報紙能維持對時局的批判力。通過利益游說、金權政治和媒體操控，富裕階層主導著游戲規則制定，并將能維持中產階級利益的稅收體制、管理規則、保障體制逐一侵蝕。美國民主已喪失民主精髓，逐步淪為寡頭政治。

　　民主體制失靈的后果是政府無法扭轉國家由盛轉衰的頹勢。冷戰結束20余載，美經濟一步步陷入泡沫陷阱，美聯儲不斷以超低利率支撐房市和股市，讓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借此掩蓋財政、貿易、家庭負債三大赤字膨脹的風險。這種結構性失衡終于借2008年“次貸危機”全面爆發。深入分析金融危機的前因后果，美政治體制失靈問題更為凸顯。美主導金融全球化30年，等于縱容華爾街巨鱷在全球經營“老鼠會經濟”，滋生的暴利已通過分紅落入資本家口袋，泡沫破裂后的巨大社會成本卻由納稅人及所有參與實體經濟的人承擔。危機后的金融體制改革方案無法清除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隱患，美政府不得不用天文數字無限制收購華爾街投資家機構的“有毒資產”。

　　反思三：“劣質民主”傳播給全球帶來災難。

　　美國民主品質退化導致的金錢政治與裙帶政治，更在“9 11”后以“反恐”之名用某種類型的法西斯主義取代民主。新保守主義在美取得主導地位后，將“變形民主”與“變形市場”推銷至全球，試圖將這種賦予跨國資本無上權力的統治結構永久化。這對所有新興民主國家是一個巨大陷阱：一方面民主在意識形態領域被樹為普世價值、唯一選項，另一方面，這種變形民主被普遍效仿，且在效仿過程中變本加厲，導致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劣質民主困境。

　　在東歐，民選政治人物為選票挑動選民情緒，政權變成職位分贓體系，貪污腐化橫行，為掩飾執政缺失而刻意操弄宗教與族群議題，人為制造仇恨和兩極對立，不少國家甚至引發種族暴動。在拉美，“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自由化改革”讓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體制無法抑制貪污，導致民眾對民主政體失去信心。政治精英開始反思，部分拉美國家公開抵制美推動的美洲共同市場。經濟全球化讓東亞勞工與農民團體面臨空前生存壓力，原引以為榮的“均富”分配結構迅速褪色。1997年金融危機讓東亞國家看清國際經濟秩序是以美狹隘利益甚至完全以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為中心的本質，開始積極構建區域政策協調機制和換匯協定，以防堵國際金融風暴肆虐。

　　反思四：“第三波民主”面臨兩個結構性障礙。

　　一是美作為積極推動民主的唯一超強，卻是劣質民主的最大傳染源。它提供錯誤示范，輸出政治伎倆，為他國政治人物提供“專業服務”，且經常采取自我矛盾的雙重標準。

　　二是“市場化”與“民主化”結成“連體嬰”成為所有新興民主國家的根本性障礙。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與自由化，意味著勞工群體與中產階級不可能透過民主體制改變自身的不對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國家機構”的社會保障與再分配功能，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低能的空殼。當今，對我們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質量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選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為體，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信息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級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聯儲等。資本主義全球化顛覆了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讓國家層面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

　　反思五：資本主義威脅人類社會。

　　資本主義讓主要經濟體都必須將經濟活動維持在過度消費與信用膨脹的亢奮狀態，才能避免經濟衰退與金融體系崩潰。全球化讓國際金融體系變成了無法駕馭的超級賭場。國家、社區、家庭的經濟命脈，都成為極少數跨國銀行、投資機構、對沖基金賭桌上的籌碼。

　　資本主義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股東、對追求最大物質欲滿足的消費者以及追求激勵技術創新與生產力增長的社會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時，對加速破壞地球環境、掠奪第三世界資源以及剝削經濟弱勢團體而言，它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從可持續發展看，資本主義是最浪費的制度，其生活方式鼓勵貪婪、獎勵自私、崇尚個人主義、刺激無止境的物質欲望和沒必要的消費需求，誘導追求虛榮的價值觀。在資本主義的資源配置邏輯下，全球的生產活動主要是為了滿足富裕階層的物質需求，有限資源不斷被轉換成垃圾，第三世界國家多數人群被擠壓到邊緣，生產資源被私人占有，廣大群體無法盡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資源巨大浪費。美在“經濟自由化”旗幟下推動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對社會、民主、文化與環境構成生存威脅。

　　當前所有發展中國家均面臨三大嚴峻課題：

　　一是如何駕馭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風險與破壞性，控制兩極分化，讓市場與民主、市場與社會、市場與環境間的共生規則得以建立；

　　二是如何構建維護經濟弱勢團體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形態，讓民眾能真正用民主參與和監督機制維護自身生存與發展權，維持各階級與集團間的權力平衡；

　　三是如何提升國家機構的各項治理能力，管理市場秩序，監察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進行財政轉移與二次分配，強化內部監控防止違法濫權，確立政府維護公共福祉的價值導向。發展中國家須通過集團力量，在全球建立民主治理機制，讓所有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務管理，才能全面構建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規則。

　　第三個思考：美國霸權正在衰落

　　美國霸權的衰落源自四個方面的因素。

　　原因之一，美民主體制使社會陷入三重政治陷阱。

　　一是政治人物不斷利用意識形態制造假議題，引發社會內部對立，也導致選舉手段日趨下流。

　　二是政治人物競相討好個別選民群體，不敢讓民眾誠實面對基礎設施老舊、科技競爭力流失、經濟競爭力下滑、財政寅吃卯糧以及社會流動停滯等真正難題。

　　三是美政治體制讓特殊利益集團很容易滲透決策過程，并在兩黨內扶植利益代理人。

　　原因之二，單極體系式微有結構性原因。

　　一是美經濟競爭力與他國的差距不斷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程度和產業競爭力保持優勢的領域愈來愈少，而自身國債、貿易、家庭債務三大赤字已累積到極限；

　　二是經濟結構長期失衡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美元信用不足已成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定的不定時炸彈；

　　三是世界警察角色的自我膨脹，驅使美試圖在世界所有地區支配安全秩序，但其財力和國內政治均無法支撐這種無止境的擴張；

　　四是“軟實力”正在消退，獨斷專行侵蝕了美在國際組織與金融體制內的領導威信。金融危機后，美式資本主義與政治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更無法壟斷國際社會話語權。

　　原因之三：多邊貿易談判已成“雞肋”。

　　過去10年，雙邊與區域自貿協定瓦解了全球多邊自貿體制，原屬于世貿框架下的“例外安排”正成為主導、常態性安排，全面侵蝕著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世貿基本原則。問題主要出在美國，美對多邊自貿體制的戰略思維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美大力提倡多邊自貿體制，而今卻不再認可在世貿架構下推動貿易自由化符合其利益。

　　這意味著三重含義：

　　其一，美在世貿體制內不再扮演主導角色，以印度、巴西、中國及南非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逐步取得更大發言權；

　　其二，美無法在多邊談判中取得讓步，卻能在雙邊自貿談判中，借助可觀的經濟籌碼讓對手屈服，日后更可挾“跨太平洋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或“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逼其他發展中國家就范；

　　其三，美決策者意識到必須更新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以因應綜合國力即將超越自己的威脅。加速推動這兩個協定，可將美與傳統盟邦捆綁得更緊，打亂北京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的步驟，并限制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晉升速度。

　　原因之四，全球化的裂解與重鑄。

　　“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神經系統，其會員是遍布200多個國家的上萬家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間每日數以萬億計的資金轉移都通過協會提供的保密電信網絡完成。2014年10月，美歐將制裁俄羅斯的腦筋動到SWIFT上，試圖要求系統中止對俄銀行的金融服務，遭到以金磚國家為首的非西方國家強烈反對。

　　這場圍繞SWIFT定位問題引發的政治拔河，預示著全球化即將進入“后美國時代”，其特征是：地緣政治與市場整合兩套邏輯相互糾葛愈發明顯，全球化動能依然強勁，但主動力將更多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美國一元化領導自毀長城，新自由主義思潮失色，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指導思想不再定于一尊。全球經濟將出現多元領導格局并形成數個超級板塊。過去完整而統一的架構將出現裂痕或被削弱，全球、大板塊、小版塊三層之間將充斥疊床架屋的合作機制與交往規則。非西方國家將尋求新機制來深化彼此合作，降低對西方國家依賴。

　　隨著金磚五國興起，中俄與美的戰略利益沖突日益激烈，西方國家必然將金融、貿易、運輸、通訊、網絡等全球化基礎工程的管理權當作戰略籌碼來使用，勢必削弱其正當性與完整性。未來10年，各個政策領域都將快速失去霸權地位的美國，會選擇退而求其次，重新構筑戰略版圖與經濟板塊，以確保自己至少能在21世紀前半期據守半壁江山。

　　第四個思考：中國崛起引發世界秩序重組

　　變化一，中國崛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劇變。

　　對東亞來說，21世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去理解、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世界秩序重組。過去300年里，只有4個歷史事件可以跟中國崛起相提并論。第一是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的崛起。后兩個事件深刻塑造了20世紀至今的世界秩序。十月革命不僅將馬克思的理論變為現實，也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展現了另一條現代化之路，同時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危機。美國崛起的影響更大，其完成了英國、西班牙、荷蘭都不曾完成的霸業，在生產貿易、軍事安全、貨幣金融和意識形態領域都建立起“一元化”的霸權。

　　變化二，中國崛起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幅員最大的全面工業化以及最大規模的減貧。

　　中國發展模式震動了西方，也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自由市場競爭間更好地取得平衡。從大歷史觀看，中國的高速增長只是要恢復其曾在東亞和世界的地位，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標志。

　　變化三，世界將越來越依賴中國。

　　2012年，美《外交政策》雜志與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國正進行的城市化時認為，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中將有29個出現在中國，美只有13個，歐洲僅3個。2011年底，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分析和預測了中美過去10年和未來15年多項經濟指標，其中中國鋼產量2011年即達到美國的6.6倍，手機擁有量達3.3倍，2015年底全球經濟增長三成的貢獻將來自中國。

　　之所以能帶來世界秩序的重組，源自中國擁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

　　優勢一是特殊政治體制。

　　許多學者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前30年都浪費掉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期，中國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這成為中國近30年快速發展的基礎。如果將中國與印度相比，社會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印度與中國處在同一發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識字率仍未趕上中國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衛生、平均壽命等指標上，印都落后20年以上。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頭銜，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仍不能滿足大多數普通民眾（特別是婦女與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數曾在中印做過實地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要遠強于印度。

　　優勢二是“規模大”。

　　中國可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及其帶來的“磁吸效應”。在現代經濟中，許多核心產業若沒有規模是無法發展的。韓國很難建立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臺灣也很難建起獨立的高鐵工業體系，因為它們都沒有巨大的市場和規模。全球現在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只有兩個：一是美國，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歐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車公司。因為美歐都有巨型的市場、人才儲備和資源。第三個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業體系的是中國。

　　規模優勢帶來的“磁吸效應”也十分驚人。全球500強企業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國市場戰略，韓國現代汽車將中國市場列為最重要的市場，其7個年產30萬輛車的生產線中有5個設在中國。2014年現代汽車公司在中國市場銷售量近100萬輛，相當于其國內市場的3倍，也比在美市場的銷量高出70%。在跨國企業搶著擠進來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可對外資怎樣進入中國，設定許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如美通用汽車公司進入中國，就把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而對其他國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會理睬，因為它們沒有市場這個“籌碼”。

　　因為有規模優勢，中國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與產業體系。例如，中國具有發射一個人造衛星所需的所有知識與技術體系。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該體系的水平可能參差不齊，有的可能接近國際水平，有的還很落后，不過沒有關系，一旦具備這樣的體系，再去追趕、學習、模仿、改良都很快。

　　優勢三是“后發優勢”。

　　后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許多要訣，例如可學習過去的經驗，避免錯誤，少走冤枉路。特別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復制，然后在復制的基礎上再去改良，就可以進步神速。中國明顯采取了“蛙跳式”的技術更新。當其連普及有線電話都很困難的時候，卻同時進入了無線與數字通信階段。中國雖在第三代手機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與西歐，但卻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動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業尚未充分市場化，但“互聯網金融”卻沖到世界最前沿，這就是“蛙跳式”的技術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國”還是“中國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長布朗訪華，訪問的目的是要引進中國的高鐵系統，他特別乘坐了京津高鐵。隨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刊發系列評論感嘆道，150年前中國曾幫加州修鐵路，但那時只是輸出苦力，現在中國有能力提供所有設備、技術、工程師和貸款。這150年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主客易位。《紐約時報》評論反映出近20年來西方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20世紀90年代西方媒體圍繞著“中國崩潰論”打轉，等到中國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這波輿論明顯退潮。21世紀頭10年，西方媒體的焦點是“中國威脅論”，即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視中國坐大，中美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等。隨著中美經濟依存日益緊密，以及中國成為帶領世界走出金融危機的火車頭，這一波輿論也明顯減弱。現在西方輿論的焦點則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關系，中國是更加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的中國，還是會另起爐灶，使世界成為中國的世界？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馬丁 雅克與劍橋大學資深教授哈爾珀先后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與《北京說了算》，將這波輿論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體越來越擔心崛起的中國會挑戰西方建構的國際秩序。他們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制度將比西式民主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會以某種形式再現，沖擊美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00多年來，西方社會早已習慣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非被他人改變。然而不同文明間相互激蕩、交流與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14世紀至17世紀，伊斯蘭世界曾對歐洲文藝復興與現代化轉型產生巨大影響，但與之相伴隨，卻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激烈沖突。今天，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也來到這樣的路口，中西關系將進入一個充滿摩擦、矛盾甚至沖突的過渡時期，但也意味著國際社會正在迎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第五個思考：21世紀是“國家治理能力”競賽的世紀

　　20多年前，美政治學家福山曾靠“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但他現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論”，最近反而提出“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福山有這樣的思路轉變，主要因為兩個趨勢：一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并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二是在過去30多年，由于“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思維的泛濫，國家職能被不斷削弱，逐漸失去增進人民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

　　福山曾鼓吹“歷史的終結”，現在開始反思西方政治的結構性問題。

　　對此，福山提出一個口號，“沒有優質國家，就沒有優質民主”。過去，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卻忽視國家基礎建設，這是非常偏頗而天真的舉措，也背離自己的歷史經驗。殊不知，大多數西方國家在100多年前引進普選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較為完備的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包括常任文官體制、獨立司法機構、專業化軍隊、基礎教育體系、現代財稅體系、市場監管能力及中央銀行等。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現代代議制民主時，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都還處于發育不全狀態。

　　最近許多以援助發展中國家為職責的國際組織已意識到，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為關鍵，但也更為艱巨。在現代國家機能發育不全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普選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礙國家能力建設。背景鏈接

　　朱云漢教授籍貫浙江諸暨，1956年2月3日生于臺北。1977年畢業于臺灣大學政治系，1979年獲臺灣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擔任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他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副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客座教授，他目前擔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咨詢委員，新加坡教育部社會科學審議委員，臺灣地區教育主管部門學術審議委員會政治學門召集人。（資料來源：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