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浪潮一波接一波，在方方面面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生活。據專家的說法，信息社會是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的又一重要社會階段。在這一階段，將由信息技術驅動社會經濟變革，充分發揮人的潛能，國民經濟社會的運行規律也將因此發生質的變化。
在信息化發展過程中，我國政府和歷屆領導人也緊扣時代脈搏，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在黨的十八大報告里，“信息”一詞共出現18次，“信息化”出現12次。如此提及“信息”和“信息化”，在此前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里從未有過。這也意味著，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信息化將成為改革的最大助力。
信息化已經上升至國家戰略
早在上世紀，美國率先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和“數字地球”概念，依此引發美國由信息技術帶動的經濟快速增長。新加坡從1980年開始到現在共制定了5次信息化發展戰略，在從發展中國家跨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國在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就是在新時期從戰略高度上加快信息化建設帶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
將信息化上升至戰略高度，其原因在于：第一，盡管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每年都以高水平迅速增長，外匯儲備已經名列世界第一，但中國的人均經濟實力在世界排行依然靠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中，一國的實際競爭力全部體現在由信息化帶動的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生產水平。在以幾何級數發展的信息技術革命時代，信息化能力的弱化意味著全球經濟競爭實力下降。
第二，去年曝出的美國“斯諾登案”再次證明，信息化已成為保證國家信息安全，乃至于保證國防安全、保證國家政體安全的大事。目前我國在國際互聯網的網關系統中仍極大的依賴于國際互聯網絡和網絡節點，一旦國際網絡癱瘓，或者各種人為和政治因素都可能造成中國被封閉或被網絡侵害。
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CNCERT）的數據顯示，中國遭受境外網絡攻擊的情況正變得日趨嚴重。CNCERT的抽樣監測發現，僅2013年1月1日至2月28日不足60天的時間里，境外6747臺木馬或僵尸網絡控制服務器控制了中國境內190萬余臺主機；其中位于美國的2194臺控制服務器控制了中國境內128.7萬臺主機，名列第一。
第三，“數字鴻溝”可能惡化收入和機會的不平等狀況，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早在2007年，世界銀行的報告即指出，我國的“數字鴻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國信息化總體水平與先進國家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另一方面，國內信息化發展不平衡，無論是城鄉差距還是區域差距都呈擴大趨勢。如果不解決人民生活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地區經濟、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將更加突出。
第四，信息化時代人才和資源配置之爭已迫在眉睫。美國不惜重金挽留、挖掘中國的高技術人才，并利用這些人才的智慧為他們服務，創造新技術。目前美國高科技產業占其GDP總額超過40%，而我國在這方面還遠不能及。
信息化是“新四化”的手段
十八大報告不僅明確了中國特色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目標，而且對“新四化”之間的關系，也作出了深刻準確的描述。概而言之，在“新四化”中，新型工業化是主導，信息化是手段，新型城鎮化是重點，農業現代化則是基礎。
21世紀的工業化，是以信息化為龍頭的工業化。就像蒸汽機車對工業革命的意義一樣，信息化為現代工業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以互聯網思維為例，產品的生產與交付充分隨需求而改變，移動app隨時跟隨用戶需求而升級——快的打車、嘀嘀打車等服務數字化給人民生活帶來了新的體驗變革；市場競爭格局已從單條食物鏈競爭轉向生態競爭，微信用戶突破4億……此外，信息化對各類信息裝備和信息服務的巨大需求，也為新型工業化拓展了發展空間。
有人說，中國的新型城鎮化要“軟硬兼施”，硬件上，靠的是基建，軟件上，仰仗的就是信息的力量。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這些人在中國的2億農民工中大約有4000萬。信息化，不僅是看得見的“智慧城市”的依托，更重要的是城鎮化的加速器。全球企業增長咨詢公司弗若斯特 沙利文咨詢公司預測，到2025年，在發展中國家建成的智慧城市將占全球智慧城市總數的一半，僅在中國和印度，就將誕生50座智慧城市。
信息化還是農業現代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信息技術能夠打通市場、政府、企業、農戶等各個環節，串起生產、銷售、管理、服務全過程，使產業流程更加智能，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2010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和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等多次強調，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是要大力推進農業生產經營信息化。
隨著信息化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的逐步滲透，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宏觀決策水平大幅提高，為農業發展帶來新思路、新技術以及新的管理方式、經營模式。最直觀的是，《江蘇新農村發展系列報告(2013)》顯示，截至目前，江蘇農村網民規模達991.95萬人，農業電商平臺數量已超9000個市場主體達3856個，實現電子商務交易金額5690476.7萬元。
由此不難看出，信息化已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新的革命性要素。信息化是我國“新四化”的技術基礎，或智能層面的生產力基礎，是實現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在智能生產力層面上的基礎要素。
信息化建設當成為改革助力
信息化的運用，對于企業而言，已經邁入移動互聯時代，大數據時代的提法也變得日益流行，人們的生活，正被信息化包圍和席卷，讓民眾的生活方式掀起一場變革的潮流。而與信息、商業領域信息化建設的火熱場面相比，社會改革的諸多方面，對于信息化的運用，水平恐怕要相對滯后。而這，恐怕也正是國家強調信息化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具體到各個領域：區域、行業和企業的融合，需要依靠信息化；在諸多環境問題日益凸顯的情境下，如何協調環境與發展的關系，離不開信息化的統合；對于產業結構調整，信息化也是產品迭代的重要推動力；至于服務型政府的建立和行政體制改革，那就更離不開信息化……如果這些太過宏觀，還可以從具體的愿望和感觀來分析。
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推進公共服務信息化，建設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實施數字化便民服務工程，開展‘市民卡’和‘企業卡’便民服務，推進‘數字健康’、‘數字教育’、‘數字交通’建設，加快形成智能化公共服務體系。”這些，都在現實中逐步成為群眾可以實實在在觸摸到的福利。
在政府信息公開方面，不少政府部門已經走在信息化建設的前線，在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看到許多政務微博做得風生水起，有的法院在網站上曬出判決文書。去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著重指出依法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是人民政府密切聯系群眾、轉變政風的內在要求，是建設現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穩定市場預期，保障公眾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的重要舉措。
至于治吏反腐，信息化的運用就更為重要。中紀委監察部開通網站接受民眾舉報，聽取公眾反腐意見，通報和反饋反腐信息。“蒼蠅”、“老虎”的紛紛落馬，不少都是這種直接“互動”的“結果”。信息化反腐渠道的開辟，不僅僅是在約束權力，更讓民眾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力度和決心，平添公眾對公平正義的信心。
這些都只是宏觀改革中的微觀體現，事實上，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諸多方面的改革，都需要信息化的助力。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信息化，不僅僅是對信息化工具和平臺的運用，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改變和拓寬。而這種改變，將直接影響到接下來改革的成色和縱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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