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喬潤令認為，如果土地制度創新得好，土地、宅基地的流轉能夠帶來相應收入，第二部分農民就會選擇在城里買房和定居。針對戶籍壁壘，四川省今年5月出臺的《四川省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重點工作實施方案》中提出，除成都外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將全面放開落戶條件，以推動城鎮農民工公共服務均等化。
戶籍 土地 財稅
三大改革為新型城鎮化引入“活水”
市場預期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將于近期召開，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漸漸明晰。業內人士認為，當前推進新型城鎮化受到土地、公共服務等方面成本難題掣肘，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推進相關配套改革。如果體制機制不變，新型城鎮化將難以落到實處。要真正推動新型城鎮化進程就必然涉及戶籍、土地、財稅等三大領域改革。而三大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將從供給層面提升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城鎮化對于經濟的影響已不能簡單理解為需求拉動。
成本問題尚待破解
“一個人落戶以后，要享受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的福利，有的還需要保障房。這樣測算下來，一個人平均城鎮化的成本是30萬元。”東部地區一位基層官員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當地約有15萬人需要轉為城鎮人口，這帶來的支出大概有450億元，而該地地方政府一年財政收入是80億元，其中30億元要交給中央財政、30億元交給市級財政，剩下20億元。“不吃不喝25年才能把這項工作完成。”
該人士稱，考慮到基本的財政支出必須保障，在20億元凈收入中，真正能夠用于城鎮化的大約有7億元，完成15萬外來人口城鎮化的工作需要60年。“有時候覺得還沒怎么富起來就要分家產。我們已經是非常發達的地區，錢都不夠花，更不用說中西部的欠發達地區。”
業內人士指出，當前戶籍城鎮化率大大低于名義城鎮化率。有大量進城務工農民或者農業轉移人口還沒有成為城市市民，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這部分人口轉為真正的市民需要有相應的財政支出，未來城鎮化率的進一步提升會加大財政壓力。
城鎮化的成本壓力除了提供更多公共服務，還有地價的上升。民生證券分析師表示，過去三十年里，土地的寬供應和高消耗保證了投資高速發展，低價土地更為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重要基礎，土地的資本化促進城鎮化進程。但土地供給減少、成本不斷上升，使得原有發展模式出現瓶頸。
以東部地區的鹽城為例，國研中心一項調查顯示，2008年鹽城市市級土地出讓成本只占土地出讓價款的38%;而到2011年，市級土地出讓成本占土地出讓價款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到85%。根據對鹽城市經濟開發區的調查，僅土地拆遷、補償費用就已經占到土地出讓金的50%以上。為了解決資金瓶頸，部分鎮政府開始尋求其他的資金來源。某鎮政府由于建設資金不足，采取下派任務的方式，以高額年息向機關、事業單位等干部職工集資。
改革需整體推進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意味著農村人口轉為市民，關鍵在于戶籍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認為，讓農民轉戶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原來農民轉城市戶口的條件規定得很苛刻，現在想放開，尤其讓中小城市放開，就發現農民的積極性不高。農民問‘你讓我進來，有什么福利?’原來城市戶口附加了很多福利，現在福利已經不多了，而且農村戶口的福利在不斷提高。”
在肖金成看來，城鄉二元戶籍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當前的問題不是放開戶口管制，而是取消城鄉二元戶籍。“我是你的市民，我給你做了很大貢獻，你難道不應該給我提供公共服務嗎?不應該給城市居民福利嗎?”
專家認為，為了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必須有其他改革相配套。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發改委城市與小城鎮發展中心副主任喬潤令認為，如果財稅體制不改、地方政府不能擺脫土地財政，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就會面臨障礙。“改革對于中國的城鎮化至關重要。”
喬潤令還強調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根據我們的研究，現在農民分四類，一類是根本不愿意進城的農民，比如說北京郊區的農民，寧波的農民，他們覺得城市戶籍含金量不行;第二部分人想進城，分享城市高的收入、好的教育資源，同時不想失去農村的土地權益;第三部分是已經在城市里頭工作、生活、攜家帶口若干年的人，這都是要進城的，大概有三千多萬;還有一部分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的未來、他們的婚姻、他們的收入都是和城市聯系在一起，他們不愿意回農村，不愿意干農活，甚至不認同農民工的身份。”
喬潤令認為，如果土地制度創新得好，土地、宅基地的流轉能夠帶來相應收入，第二部分農民就會選擇在城里買房和定居。
市場化手段挑大梁
專家認為，推進新型城鎮化應當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發揮作用，依然要遵循市場規律，只有這樣，才能順利破解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碰到的難題。
前述基層官員表示，不應用靜態思維來看待城鎮化。如果當地經濟發展了，很多外來人口會就地實現城鎮化，而不用流向其他地區;另外，隨著生產效率進一步提高、產業進一步轉型升級，東部城鎮就會有能力讓更多的外來人口實現更多的價值。
喬潤令表示，如果讓更多的資源由市場來配置，而政府只是管好基礎性的公共服務，將來城鎮化的成本就會大幅下降。實際上，城鎮化的成本不應完全由政府來承擔，市場其他主體也應當承擔應有責任。
對于當前一些大城市出現的空氣污染、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喬潤令表示，此前中國城鎮化的人口主要流向了東南沿海和大城市、超大城市，恰恰沒有進入小城鎮，特別是沒有進入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原因是東海沿海大城市就業崗位多、收入相對高、公共服務水平高。要解決城市病問題，應該把相應的公共資源更多投向中小城市，引導市場把資金投向中小城市，人口跟著資金回到中小城市。
肖金成建議，應當將大城市的功能向外疏解，尤其是產業和企業。轉移不了的原因是大城市在挽留它，雖然個人生活成本很高，但是企業的生產成本很低，企業不愿意走，人口就難以轉移。未來在稅收上應該有所調整，市中心的土地使用稅和郊區土地的使用稅要有差別，這樣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才能協調發展。
新型城鎮化拉動周期行業升級
新型城鎮化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也為上市公司轉型升級打開了空間。除了直接受益于城鎮化進程的地產建筑以及擁有土地資源的公司外，建材、機械、交運等周期性行業也將迎來發展良機。
土地改革帶來價值重估
在政策推動下，新型城鎮化進程不斷提速。在優化城市布局、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政策指導下，與之相配套的土地流轉、基礎設施建設成為重要一環。受此影響，相關行業的上市公司有望率先獲益。
作為今年的熱門話題之一，土地流轉已經給不少上市公司帶來了政策紅利。其涵蓋的范圍不僅包括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的流轉，也包括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在政策推動下，城郊及城鄉結合部的土地迸發出極大的需求，不少上市公司憑此變身“土豪”。
農地流轉和規模化經營有望給農業類上市公司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那些坐擁農地的上市公司價值有望迎來重估，參與土地流轉也將帶來業務擴張的機會。以亞盛集團為例，作為甘肅農墾集團旗下唯一的農業經營平臺，亞盛集團自2010年以來剝離工業資產并聚焦農牧主業。根據齊魯證券統計，當前亞盛集團擁有342萬畝土地，農墾集團四大農場旗下有320萬畝土地及42萬畝耕地可注入。此外，正和股份、空港股份、中國武夷等多家公司也都涉及土地流轉概念。
盡管土地流轉機會還處于政策驅動階段，但從長遠來看，其將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產生影響。一旦土地流轉開始試點轉為住宅用地，將直接增加土地供應，有利于平緩地價。對于在流轉過程中可參與土地一級開發業務的公司，以及具有資金優勢的快周轉地產公司而言，土地供給的提升都將帶來發展機會。
周期類上市公司或受益
在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以基礎設施建設、裝備制造等行業為主的周期性行業也有望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隨著城鎮化推進，我國已經步入城市配套建設加速時期，建材行業將迎來消費升級。其中，水泥、新型建材類公司都將迎來需求的穩步釋放。可以看到，在節能減排的推動下，水泥行業近期持續回暖。興業證券統計顯示，11月水泥和熟料價格延續之前的上漲態勢，且多數地區價格漲幅已超過去年四季度。與此同時，地產剛需也將推動防水材料消費升級。國泰君安分析師認為，中材科技、長海股份、偉星新材等防水材料企業將獲得更多成長機會。
此外，在城鎮化進程中，傳統的裝備制造業將向新型裝備制造業發展。油氣裝備、智能儀器儀表、農機、軌道交通等行業有望在新型城鎮化發展中受益。以智能計量表為例，我國已經提出，到2015年新建建筑全面實行供熱按戶計量，推進既有居住建設供熱計量和節能改造。中信證券認為，這將帶動智能計量表生產企業的需求。
總體來看，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裝備制造以及環保、能源、交運等一批行業都將分享到政策紅利，相關企業也將獲得轉型升級的發展機遇。
專家認為
城鎮化應發揮市場決定作用
今年以來，已有多個省市推出或計劃推出地方性城鎮化措施。盡管具體政策有所不同，但大都涉及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支持措施，另有部分省市提出在城鎮化過程中將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放開城鎮落戶限制。
專家表示，新型城鎮化更加強調人的主體性作用，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地方政府應注意理性規劃，發揮市場在城鎮化過程中的決定作用。
重視公共服務
推進新型城鎮化離不開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公開資料顯示在已出臺及正在研究制定的城鎮化規劃中，大都涉及基礎設施、保障性住房等內容。
以青海省今年5月完成的城鎮化發展規劃送審稿為例，“十二五”期間青海計劃基本形成1個中心城市、3個次中心城市、3個一般城市、37個重點城鎮、60個一般城鎮以及其他40個建制鎮組成的城鎮體系。力爭到“十二五”末，建設城鎮保障性住房30萬套，基本解決城鎮中下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
山東省今年3月提出，要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健全城市群協調推進機制，促進城鎮集約化、網絡化發展。對大城市地區，以中心城為核心，依托快速交通走廊和產業園區，建設若干新城區和新市鎮，促進郊區城市化，完善城市公共服務功能。
除了基礎設施建設，部分省市的城鎮化涉及到戶籍制度改革。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數據中心10月發布的有關中國城鎮化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非農戶籍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為27.6%，20年內農轉非比例增長了7.7個百分點。該報告指出，戶籍制度一直以來都是束縛農民流動、阻礙城鎮落戶的制度性壁壘。
針對戶籍壁壘，四川省今年5月出臺的《四川省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重點工作實施方案》中提出，除成都外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將全面放開落戶條件，以推動城鎮農民工公共服務均等化。
除此以外，廣東省今年3月公布的廣東省城鎮化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將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逐步降低城鎮在就業、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準入門檻。全面實施異地務工人員入戶城鎮積分制，加快異地務工人員入戶城鎮配套制度改革。據統計，目前廣東戶籍的外來人口約有2000萬人，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與有戶籍的本地居民以及城中村居民轉為城鎮戶籍的人群相比，三類人群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有很大不同。
建議產業先行
城鎮化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自今年3月以來，國家開發銀行已先后與安徽、深圳、四川等十多省市簽訂了合作備忘錄或協議，關注點均為城鎮化。
根據國開行與安徽省簽訂的《綜合推進安徽省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合作備忘錄》(2013-2015年)顯示，雙方將在安徽省9市+23縣啟動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安徽將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開發園區產城一體化、現代農業、保障性住房、土地整治和土地儲備等領域與國開行進行合作。
在已出臺的部分省市城鎮化規劃中，多地提出了清晰的發展目標和步驟。21世紀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袁一泓在“2013中國新型城鎮化案例研討論壇”上指出，城鎮化過程中如果政府介入過多，手伸的過長就容易造成目標難以達成。政府的規劃如果不理性，加之社會資本、開發商盲目投資，城鎮化建設則可能走向“空城”和“死城”。袁一泓認為，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府從政績驅動的角度將項目盲目做得過快過大。
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則認為，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背景下，首先要產業先行，在產業發展基礎上，再逐步推進產業新城，從而實現城鎮化。產業新城的發展過程就是高端要素的集聚過程，需要投入資金、高端規劃、科學招商，進而實現了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產業新城建設的成功要求開發主體以專業化開發能力作為保障，從而實現前瞻性規劃、高水平開發、持續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