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養老 不符國情
6月23日，中國保監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中國保監會關于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主任袁序成在發布會上對政策做出解讀，并宣布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四城市開展試點。
數據顯示，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11年為50.3%，而我們要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養老金替代率不能低于70%。在國外，特別是在美國，“以房養老”已有成熟的經驗和模式。如，許多美國人會在退休前10年左右為養老買房子，將富余部分出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60歲前人養房，60歲后房養人”。從養老金現狀及國際經驗看，我國開展“以房養老”不但是勢在必行，還有清晰的“發展之路”。去年9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即明確提出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并指定保監會牽頭落實。
俗話說，“橘生淮南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外國行得通，我國未必也行得通。移植歐美等國盛行的“以房養老”，恐怕會“水土不服”。首先，“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是一種將住房抵押與終身年金保險相結合的創新型商業養老保險業務。從本質上看，“以房養老”是一種保險業務。說點“專業”的話，“以房養老”是一種金融服務工具和產品。而在保險產品中，除了強制險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之外，絕大部分的保險產品都是市場行為。對險企而言，是要在市場交易行為中取財謀利。而養老作為一種國家（或社會）福利，交由有謀利沖動的險企來“兜底”，恐怕難以滿足社會公眾的公益性需求。
其次，愿望不能替代事實判斷。盡管試點“以房養老”已是“板上釘釘的事”，盡管“以房養老”試點方案在有關部門有關官員的眼里“在國際上屬于首創”。但是，說易行難。一項調查顯示，至少有七成人不會購買以房養老保險。同時，至今也尚無險企提出試點申請。新的方案究竟能落實到哪一步恐怕還有待判斷。在撰寫此文之前，筆者既通過微博咨詢過一些險企，也和在某險企省級公司行政部門的朋友聯系過，得到的回復：要么是“沒有最新的動作”，要么是“等待通知”。究其原因，除了險企要承擔投保者長壽的風險和房產價值波動風險之外，更主要是由于中國老年人群體的觀念和意識問題，以及由于房產的產權期限和實際處置方面的不確定性，險企不會有太多的主動性。從過去的一些點滴的實踐看，已經有不少的金融機構（包括險企）自發地嘗試和摸索過，最終不都是因為效果不理想而停滯了？
第三，“以房養老”是一項系統工程，絕非“一時沖動”，或行政手段的“強制”所能完成。國家可以授權行政機關（如保監會）組織險企替政府“分憂”，但前提是輔助性的、補充性的。從國外的具體做法看，想用“以房養老”補充養老體制，不單單是金融機構（如險企）的事，政府的擔保起著重要作用。以美國為例，“以房養老”要由聯邦政府作保，以確保金融機構至少能“保本”或“尚有盈余”。如果金融機構（如險企）不足“保本”，聯邦或州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將出錢補足欠缺的部分。我國試點“以房養老”，尤其要兼顧各方“利益”，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習慣。在我國，養老“靠兒不靠房”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不少老人和子女對變賣產權都從心里抵觸。我所居住小區的一個老人的話頗具代表性：“老年人不講究什么高生活水準了，有多少就花多少。如果把房子抵押出去，錢倒是寬松了，但這不是在吃老本嗎？落到最后，錢花了，房子也沒了，那還能給兒子留下點什么啊？”
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倘若政府不“兜”養老的“底”，指望“以房養老”是紙上談兵。一項127815人參與的調查顯示，多達87.6%的受訪者認為“以房養老”并不可行，93.4%的受訪者認為“以房養老”不能代替政府養老。其實，就在有關部門、有關官員“信心滿滿”地試點“以房養老”之時，“以房養老”在國際上已是“明日黃花”，或稱為“雞肋”。“以房養老”源于荷蘭，至今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但2008年的一場金融危機戳破了荷蘭房產市場的泡沫，使荷蘭的老年人嘗盡了“以房養老”的苦果。在日本，“以房養老”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在我國，“以房養老”又拿什么擺脫“日暮途窮”的命運？這才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回答這一問題，任何嘗試或試點都是盲目的，或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試點”的宿命。
（作者系獨立時政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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