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升值這味藥救不了美國經濟
一方面，中國自身需要逐步向均衡匯率邁進，匯率政策需做相應調整；另一方面，目前來自貿易和資本流入導致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正在減輕。
■張慧蓮
今年3月20日，美國有101位兩黨議員聯署提案，希望推動國會立法，向中國施壓以加速人民幣升值。此前，2010年美國參議院和2011年美國眾議院都 有類似提案，但都沒能通過奧巴馬總統。實際上，自2003年以來，美國部分政客(還包括一部分經濟學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愿望幾乎沒有停止過。只是在 2007-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他們的聲音才相對沉寂下來，但近年來又舊話重提，不免耐人尋味。
匯率與貿易差額 無必然聯系
這些美國政客認為人民幣被人為低估，提升了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同時削弱了別國(他們當然主要關注的是美國)產品的競爭力。于是中國常年貿易順差，并積 累了龐大的外匯儲備；而美國則相反，由于常年的貿易逆差，成為世界最大的對外債務國。甚至還有人認為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美國的大量就業崗位被擠掉了，失業 率上升。所以他們認為中國應該為他們的貿易失衡和失業率高企買單。
從理論上說，匯率與貿易差額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實際情況也證明了這點。自2005年7月21日我國宣布啟動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實際有 效匯率升值近30%。與此同時，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從2005年的1142.69億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2189.1億美元，增長了近1倍！為什么人民幣 對美元升值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卻不減反增呢？這是因為，首先，中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彈性低，即使匯率或價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需求量的改變也有限；其次，這些 年以來，中國出口企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相對低廉的勞動成本和資源成本，再加上出口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使得美國消費者無法抵擋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
至于美國的就業率，它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關系就更加遙遠了。2001-2007年，美國的月平均失業率在5.2%左右，基本處于自然失業率水平；同期，人 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8%。2008-2012年，其月均失業率大幅攀升至8.34%，其中2009年10月的失業率曾高達10%，創1983年7月份以來 歷史最高值。同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9%。
美國處理經濟問題工具箱 幾乎見底
美國經濟目前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而處理問題的工具箱卻幾乎見底。除了龐大的貿易逆差和高失業率，還有龐大的財政赤字。美國今年年初國會參眾兩院達成協議，使美國財政暫離“財政懸崖”。這也意味著美國的財政政策失靈。
貨幣政策方面，2008年底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0~0.25%，意味著常規的短期利率政策也走到了盡頭。以研究危機經濟學聞名的美聯儲 主席伯南克啟動了非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從2008年10月份啟動的QE1，到2010年11月份啟動的QE2，再到2012年9月份的QE3，量化 寬松政策已過三輪，但成效甚微。2012年美國經濟雖出現溫和的復蘇(GDP增長2.0%)，但全年失業率仍然維持在8%左右；今年1、2月份失業率分別 為7.9%和7.7%(美聯儲認為的自然失業率大約在5%~6%)。今年1月，美國貿易逆差增至444億美元，其中對華貿易逆差為278億美元，占其全部 貿易逆差的一半還多。
根據美聯儲的申明，只要美國失業率高于6.5%，而且1至2年的預期通脹不超過2.5%，同時較長期通脹預期良好受控，美聯儲將不會退出 QE3。長期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不僅引來日本、歐洲多國效仿，也引來國際社會的一片指責。面對財政貨幣政策雙重失靈，就業壓力加大，國內民眾不滿增加，美國 的政客們不得不轉移注意力，老調重彈。不過，早在幾年前，香港文匯報就曾經分析過美國政客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有“一箭三雕”的圖謀：一是通過迫使人民幣升 值削弱中國產品競爭力，配合美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二是通過人民幣升值稀釋中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減輕其債務負擔；三是通過干預人民幣匯 率影響中國崛起。
靠匯率這味藥無濟于事
但是美國經濟出毛病的內因是其經濟結構的問題，靠人民幣匯率升值這味藥是救不了的。
首先，就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順差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就像一個硬幣的兩個面，中國的貿易順差對應的是國民的過度儲蓄，美國的貿易逆差對應的是美國國民的過度消費。要改變這種經濟結構的失衡既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單方面就能成功的。
其次，即使人民幣大幅升值，那些受影響的制造業也不會如美國所愿轉移回美國本土，卻很可能轉移至其他低成本的發展中國家。2012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
但是戰后幾十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正是通過經濟全球化，把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大、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保留下附加值高、對環境損害 小的高科技產業，并通過定價權獲取巨大的好處，這種國際經濟秩序是美國一手造成的，如今要打破這種格局談何容易！所以說，在既有國際產業格局下，制造業大 規模回流美國是不現實的。
今年2月12日，奧巴馬在其發表的第二個任期首份國情咨文中，圍繞促進經濟增長重點推出了創建新的制造業創新中心，對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進行 改造建設，創建能源安全基金，削減能源消耗發展清潔能源等措施。但這些政策措施沒有觸及到美國經濟問題的根本——經濟結構調整問題。即使這些措施能對美國 就業率起作用，恐怕全部實施至少要10-20年的時間。
來自資本流入的升值壓力 正在減輕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隨著美國經濟復蘇的艱難推進，美國政客們還會時不時地拿人民幣匯率說事，畢竟要求別人改變總比自身改變來得容易，我們必須學會淡然處之。對于中國而言，匯率制度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中國政府有權選擇適合中國發展階段的匯率制度。
中國正在承擔調整全球經濟失衡的部分責任，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個工具。一方面，中國自身需要逐步向均衡匯率邁進，匯率政策做一 些相應調整是必需的。未來讓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完善，波動幅度適當大一點，都是必要的，但短期不可能大規模調整，否則將面臨較大風險。當資本項目具備完全放 開條件的時候，我們自然可以實現匯率自由化，到時候人民幣是升值還是貶值就得市場說了算。
另一方面，目前來自貿易和資本流入導致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正在減輕。2012年我國貨物和服務進出口總額38667.6億美元，增長6.2%，增速比上年回落16.3個百分點，首次低于年初10%的預定目標。
資本項目方面，資本流入開始減速，對外投資開始加速。2012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117.2億美元，同比下降3.7%，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首次下降。
與此相反，2012年我國對外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同比增長28.6%。其中，對俄羅斯投資增長117.8%，對美國、 日本、東盟、中國香港的投資分別增長66.4%、47.8%、52%和32.9%。而從2002年到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由27億美元增至 746.5億美元，年均僅增長26.9%。
由于外貿順差和資本流入增速的下降，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速也已經明顯放緩。2001-2010年中國外匯儲備年均增速33.23%，2011年降至11.72%，2012年繼續下滑至4.10%。只要外匯儲備不顯著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不會太大。
(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國際金融系副教授)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