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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和闡釋、歷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加以重申的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被提升和定位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同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的情況下，深刻理解、堅持和貫徹好這個總基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保持好“穩”與“進”的辯證關系，才能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發展。

　　“穩”與“進”的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的發展是動與靜的統一、新與舊的交替和質與量的轉換的觀點，奠定了經濟工作中穩與進之間關系的認識論基礎。

　　經濟發展本身就是在存量與增量關系的動態變化中實現的。這里所說的存量，既包括經濟總量也包括經濟結構，表現為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和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要求具有穩定性和均衡性；增量則是在前者“穩定”的基礎上，通過“進取”才得以實現。例如，我們講在質量和效益提高的基礎上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就是這個道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針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條件下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最準確地表達了這個辯證關系。

　　在2014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闡明了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內涵，指出穩的重點要放在穩住經濟運行上，進的重點是深化改革開放和調整結構。在同一講話中，在他高度概括性地揭示這一關于工作總基調的表述中，體現的是“穩和進有機統一、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在2015年12月10日的一次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進一步闡釋這一工作總基調與整個經濟工作的辯證關系，即“戰略上我們要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正是由于對經濟工作的戰略部署與推進經濟工作方法論高度統一這一特性，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成為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

　　以穩定經濟運行為重點的“穩”，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基調和大局，把這個大前提確立下來，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平穩發展，才能守住資源、環境和生態底線，守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線，守住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我國發展中仍然存在著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增長的效益和質量不夠高。從這些方面著眼和入手，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存量中的問題，就是工作總基調對“穩”的要求。

　　“穩”是為了“進”。在“穩”的前提下，要在關鍵領域有所進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奮發有為，努力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進展、新突破、新成效。正是立足于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中央做出了著眼于整體政策方向與具體政策定位相統一的要求和部署，即分別從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等幾個方面，有針對性地予以具體貫徹落實。

　　以“穩定”立大格局

　　穩中求進的“穩”字，首先是宏觀經濟政策要穩，旨在穩住宏觀經濟。作為新常態特點的增長減速，主要不是需求側沖擊造成的，而是特定發展階段上符合規律的供給側的增長速度換擋。因此，“穩”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不著眼于需求側進行強刺激，避免形成經濟泡沫從而醞釀金融風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適應新常態、樹立大格局的政策基點，以確保做到穩定預期、穩定信心，從而防范系統性風險。

　　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中的“穩”字，也要求經濟增速保持在合理區間。在提高效益和質量的前提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是穩定增長速度的內涵。在新常態下，傳統的外推式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和預期已不再有效，經濟增長預期應以新常態下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潛力決定的潛在增長率來確定，實際增長速度不突破潛在增長率下限，同時也不尋求超越潛在增長率加上適度擴大總需求政策效應和推進改革效應決定的上限，由此決定增長速度的合理區間。根據筆者的估算，在“十三五”時期，這樣一個符合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合理速度區間，應該在6.2%與6.7%之間。

　　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是符合發展規律的現象。隨著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轉變，并且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中國不再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以人口紅利為特點的傳統增長動能逐漸式微，以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標志的新動能的培養也需要假以時日。一方面，我們不應該期待潛在增長率回到過去30余年的接近兩位數的水平；另一方面，在新的增長動能尚未充分顯現之前，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會比較陡峭，從需求側進行刺激無濟于事。因此，以潛在增長率為下限確立的速度預期，就是新常態下宏觀經濟穩定、效益和質量不會降低甚至有所提升的中高速增長。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穩”的落腳點。在新常態下，一方面，只要實際增長符合潛在增長率，就可以使經濟整體處于充分就業狀況，筑起民生底線；另一方面，增長速度下行使得可供分配的蛋糕增量變小，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會加劇產業結構變動、促進企業優勝劣汰，使部分勞動者遭遇結構性和摩擦性就業沖擊。

　　因此，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出發，落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強發展的共享性，加大再分配力度，實現脫貧攻堅和社會政策托底，讓人民群眾從改革、開放和發展中更有獲得感，是穩中求進的題中應有之義。

    以“進取”定新方位

　　穩中求進既是經濟工作的方法論，也是對預期達到的一種經濟運行格局的描述。“穩”是為了求“進”，既“穩”且“進”則是一種格局。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幾個顯著特點中，速度換擋是對特定現象的描述和解析，也是適應新常態的認識前提，而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并達到增長動能的轉換，則是引領新常態的預期要求。因此，新常態這個經濟發展大邏輯，結合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共同構成了引導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躍升的方法論。在穩定的前提下，把握好度和節奏，采取積極進取的態度，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轉方式、調結構和轉動能，才能最終把新常態引領到新方位。

　　在改革開放期間的很長時間里，中國經濟具有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特征，表現為勞動力充分供給、人力資本較快積累、資本回報率高、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改革開放將這些特征轉化為產業、產品的比較優勢，則帶來高速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人口紅利得以充分兌現，實際增長速度符合這一時期具有的潛在增長率。隨著人口轉變和經濟發展雙雙進入新的階段，特別是在2010年前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到達峰值、人口撫養比下降觸及谷底，中國經濟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人均GDP衡量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傳統增長動能加快消失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這一經濟發展新常態提出了尋求和挖掘新的增長動能的迫切要求。

　　因此，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邏輯和路徑，就是在認識和適應新常態的基礎上，一方面接受新的潛在增長率，降低增長速度預期，穩定宏觀經濟運行；另一方面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消除要素供給和資源配置中現存的體制性障礙，按照優化資源配置的方式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轉變。由此來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就是增長動能的轉換，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引導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可以延緩潛在增長率的下行勢頭，表現為改革紅利。按照這個邏輯和路徑，穩字當頭，進也就在其中了。

　　穩中求進實現三個“L”型增長

　　從經濟增長速度來說，穩中求進就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啟動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新的增長引擎，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的。

　　在新常態下，由于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主要緣于供給側因素，是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結果，減速不意味著存在增長速度缺口，因此也就不應該用強刺激的手段，期冀產生一個“V”字型的速度反彈。而于供給側施力的結構性改革，則可以消除阻礙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的體制性因素，取得潛在增長率下行曲線更加平緩的效果，分別形成短期、中期和長期的“L”型增長軌跡。

　　首先，中國經濟一反2012年以來經濟增速呈逐年下行、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期間呈逐季下行的趨勢，2016年每個季度都保持在預期的增長速度區間內，并將實現全年6.7%的增長率。相對于此前的持續減速趨勢，這個部分由于改革紅利的釋放、部分由于總需求的擴大而實現的增長率，可以說形成了一個短期的“L”型企穩變化。國外有分析人士以每個季度增長速度不變為由質疑這個6.7%的增長率，是沒有道理的。其一，這個增長速度與筆者估算的潛在增長率是一致的，符合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預期；其二，由于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相符，按照定義就不存在增長缺口，因而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現象。2016年新增城鎮就業的完成情況、勞動力市場的求人倍率、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城鎮調查失業率等指標，都與增長速度具有一致性。

　　其次，如前所述，整個“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2%~6.7%是一個合理區間。由于2016年作為“十三五”時期的開局之年，已經以6.7%這個增長速度交出令人滿意的成績單，今后四年只需保持平均增長6.5%的速度，就意味著這一五年規劃結束時，實際增長效果只要靠近上限水平，便可在2020年之前形成一個中期的、即第二個“L”型增長軌跡。同時，這也是一個可以達到GDP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的增長率。

　　最后，通過有利于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勞動力供給、改善人力資本存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一系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使潛在增長率的下行更加平緩，甚至可能出現一段時期的企穩回升。相對于中國經濟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躍升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態勢，這個可以通過改革紅利達到的平緩或穩定狀態，將形成一個長期的、即第三個“L”型增長軌跡。

　　這樣，經短期、中期和長期不斷疊加而形成的“L”型經濟增長，可以集小勝為大勝，確保中國在2020年之后的較短時期內，人均GDP超過12600美元這個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的分界線，并在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保持人均收入持續提高，最終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區。

　　（作者：蔡 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