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后，一些謠言又開始在網上傳播。什么“爆炸核心區方圓一公里無活口”“有毒氣體已向北京擴散”“商場超市被搶”等等，這些無根無據的言論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惡劣的影響。那么為什么“謠言”會如此“瘋狂”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散布謠言折射誠信缺失。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思維方式都受到了影響。有些人為謀取一己私利而放棄誠實的做人根本，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慢慢地，使得人們己經開始習慣不誠信現象在社會中的普遍存在，造成人際關系的危機。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陌生，缺乏必要的安全感，甚至對政府的期望值也越來越大。少數紀律觀念淡薄的黨員干部進行幕后的金錢交易，嚴重損害了政府官員“清正廉明”的形象，使得公眾對政府不信任進而在網上發表過激言論，誤解其他公民，從某方面講助長了謠言的傳播。
其次，散布謠言折射理性缺失。以訛傳訛，缺乏理性的認識。古人云：“眾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撓椎。”大家是不是還記得因日本核泄露引發的“搶鹽風波”以及今年流行的“羊年不宜生寶寶”哪里發生一連串“偷孩子，挖器官”的事故…… 這些謠言最后都不攻自破。2014年網絡謠言典型案例報告分析，目前造謠手法也呈現多樣化特征，其中杜撰細節類占典型案例的27%，張冠李戴類占25%，舊聞新炒類占21%，夸大細節類占15%，完全虛構謠言內容類占12%。從心理學上講：越聳人聽聞的謠言越傳播的迅速，一方面因為人的對謠言的“焦慮”；一方面因為人的思想偏見。北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海倫?哈頓曾經解釋過，人類有種傾向，就是更重視負面信息。
第三，散步謠言折射法制漏洞。謠言傳來傳去無非就是“吸引眼球”“引起恐慌”以達到不可告人的利益。有些人故意扭曲事實，其目的就是“炒作出名”，用煽動虛假信息的傳播達到炒作自己的目的，炒作的結果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能達到“名利雙收”的無恥目的。比如馬航出事后，有人開始煽動抵制馬航，最后演變為抵制國家和個人，還有網絡造謠“抹黑張海迪”“ 柑橘蛆蟲事件”等等。造謠者得到的“利益”大于造謠付出的“代價”，有些網站明知是不法言論，也只是凍結造謠者賬號，造謠者可以重新申請接著造謠，法律拿他沒辦法。
謠言，自古有之，先秦《呂氏春秋?察傳》曾最早對傳播變異進行描述：“故狗似獗，獗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謠言就像“流行性病毒”一樣通過一個不明真相的“造謠者”擴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筆者認為，正確的對待謠言需要做到：
提高科學的知識儲備。缺乏正確的認識比謠言更可怕。提高科學的知識儲備，建立社會間的誠信。“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是大家傳播謠言的關鍵。德國學者埃利亞斯?卡內提指出，“人最畏懼的是接觸不熟悉的事物。”謠言雖然很荒誕，但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人們些頑固的偏見，從而讓人執著地相信。提高科學知識水平同時也能使網民的意識得到加強，只要我們的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那些謠言就會不攻自破，甚至你會覺得謠言“滑稽可笑”。
接觸謠言要理性判斷。面對尚未得到證實的新信息，要保持懷疑精神，提高警惕，不人云亦云。謠言乍一看很“有道理”，但其實經不住推敲，只要理性的公民越來越多，社會就能更好地避免被謠言侵害。早在1947年就產生了一條著名的謠言決定公式，“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從公式中可以看出，只要重要性和模糊性其中一個要素趨向于零，謠言便很難產生。所以，披露真相、消除模糊性是解除謠言的一劑良藥。
針對謠言要健全法制。言論自由并非默許濫用言論自由，我國目前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等七部互聯網的基本法律，但是對互聯網的立法至今仍不完善。國家在提高網民道德修養的同時更要健全法制凈化網絡環境，正確地解決公民言論自由權和言論權受限直接的關系。依法加強對網絡環境的管理工作，運用法律手段規范和約束互聯網信息傳播行為、網絡秩序、網民行為，對故意造謠傳謠的人要追究其法律責任。
因此，建立和諧社會，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抵制謠言，創建良好的輿論導向，培養良好的社會心態，傳遞社會“正能量”勢在必行。(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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