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日報經濟社會”微信公號干了件大事兒。我們派出強大的記者陣容，分赴浙江省的杭州、嘉興和河南省的鄭州、洛陽，對53家制造業企業的成本狀況展開了深入調查。

　　結果令人大吃一驚，多家企業表示，最難降又最應該降的成本，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因為，原材料成本占比大，但近年來價格基本穩定；人工成本上升明顯，但這是大勢所趨；而制度性交易成本種類繁多、彈性較大，還暗藏著“灰色地帶”，正成為當前企業的最大困擾。

　　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先讓經社君（ID：rmrbjjsh）做個小科普，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簡而言之，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叫體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業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種制度、規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這是企業自身努力無法降低的成本，只有依靠政府深化改革、調整制度、政策，才有可能為企業減負。

　　在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之中，“降成本”位列其中，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又是降成本組合拳中的第一招。

　　那么，為什么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呢？

　　“中國經濟能成功躋身世界前列的真正秘密，就是通過改革開放，系統、大規模地降低了我們的體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長當中，我們在其他方面的體制成本就像很多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升上去了。如果不把這條成本曲線向下推，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就會受到損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系統性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渡過難關、爭取中國經濟更好未來的關鍵所在。

　　降成本的好政策落實有多難？

　　“降成本難啊，拿著紅頭文件找不到廟門。”前不久，鄭州一家服飾公司的副總經理王先生被潑了一盆涼水。

　　原來，今年3月，鄭州市政府下發了《鄭州市降成本優供給推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若干意見》。取消了工業企業廠區范圍內容積率、廠房高度的上限指標限制，并且鼓勵多種形式的出讓。

　　王先生拿著文件，興沖沖地跑到規劃局，想調整一下廠房規劃，把部分工業廠房出租。

　　誰知，辦事人員卻說：“我們沒收到這樣的文件，辦不了。你讓市里專門給我們發一個文件，就給你辦！”

　　“上面政策和下面落實有時是‘兩張皮’。去省里市里開會，企業覺得很溫暖，開完會回來卻發現不少事情推不動，基層辦事效率比較低。”王先生有點無奈。

　　王先生的經歷并非個案。簡政放權、為企業松綁，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國務院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約600項，提前兩年多完成減少1/3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調查中，八成以上的企業反映，多次簡政放權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然而，也有一些簡政放權舉措在落實中被困在“最后一公里”，有時甚至導致好政策成了“空頭支票”。

　　減負政策為啥成“空頭支票”？

　　經社君（ID：rmrbjjsh）調查后發現，由于這些原因，減負政策淪為“空頭支票”，讓企業家們感覺好政策只能高興“三天”。

　　1、基層底子薄，部分權力下放后“接不住”或“不想接”。

　　受訪企業普遍反映，取消審批事項對企業降成本幫助很大，但有時還是沒有“松綁感”。審批權從國家層面下放到省、市、區，但審批事項往往沒有減少，企業經常會面對基層辦事人員少且沒有能力辦理的狀況，有時甚至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扯皮”。

　　“有的審批權從省里下放到縣里開發區后，工作人員干脆對企業說，‘我們還沒弄明白呢，你們先等著吧’。可是市場瞬息萬變，企業哪兒等得起啊。”一家企業的總經理如此感慨。

　　2、松綁表面化，似乎帶來了便利，但實際上企業成本沒有降。

　　近年來，行政服務大廳在各地興起，目的是讓企業辦事少跑腿更快捷。

　　不過，在企業看來，“一些服務大廳只是一個領表格的地方，真正辦事還得去這局那局，蓋幾個章還得跑幾個地兒。”

　　本是提高效率的一些網上申報，也讓企業直言“耽誤時間”。調查中，河南一家食品企業以某項工商年檢為例說，“以前要準備好材料跑到工商局現場辦理，現在網上申請就可以了。看起來省事了，可網上申請要30天才能批下來，以前跑一跑反倒一周之內就能辦完事。要知道這類審批年檢，每年企業有幾十項，要是每項都要30天，這一年就別搞生產了。這時間成本不也是成本嗎？”

　　3、文件缺細則，政策出了一籮筐，企業仍只能畫餅充饑。

　　簡政放權“最后一公里”落實難，也有缺少配套細則和具體措施的原因。中國一拖財務總監姚衛東坦言，一些降成本的好政策，因為沒有細化，對企業來說猶如畫餅充饑。“比如駐外合資企業境外融資渠道進一步放開，這是大好事。但是人民幣資金池、外幣資金池與企業稅收等政策如何銜接沒有配套細則，企業根本不敢做。”

　　（記者白天亮、王政、陸婭楠、左婭、劉志強、趙展慧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