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1、和黃有良一樣，在抗戰期間被欺凌的中國婦女，共計20萬左右。70多年過去，幸存者的數字不斷減少。如今，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幸存者僅14人。

　　2、距2001年起訴日本政府，又過去16年了，8名“慰安婦”也相繼死亡。2006年8月，一審敗訴后的第二天，楊阿婆帶著遺憾離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氣憤，但并沒有放棄，繼續提起上訴。

　　8月2日，黃有良生前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的家中。新華社記者 楊冠宇攝

　　姓名：黃有良

　　性別：女

　　終年：90歲

　　去世時間：2017年8月12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經歷：中國大陸最后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

　　8月12日，第5個全球“慰安婦”紀念日前兩天，大陸最后一個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90歲的黃有良去世。

　　14歲遭日軍強暴，15歲被抓去慰安所，17歲以父親去世名義回家后逃亡。抗戰勝利后，她又遭受村民議論，丈夫打罵，孩子不理解……“這不是我的錯啊，我是苦命的人！”她控訴。

　　和黃有良一樣，在抗戰期間被欺凌的中國婦女，共計20萬左右。

　　70多年過去，幸存者的數字不斷減少。如今，登記在冊的大陸“慰安婦”，幸存者僅14人。

　　她們老了。身體飽受摧殘，世俗的嘲諷伴隨左右，屈辱又通過子宮蔓延至兒孫兩代，從未間斷。

　　最大的敵人，是歲月。

　　皺紋爬滿全身，器官生了銹，在走不出小屋的最后時光，她們答非所問，記憶錯亂，直到老去，死掉。

　　那一句道歉，至今也沒人等到。

　　噩夢

　　八月的海南乙堆村，35℃，烈日炎炎。黃有良被安葬在距家200米的土坡上。

　　正是椰子成熟的季節，兩排椰子樹林立，茂盛的樹葉從頂部“炸”出來，像濃綠色的禮花。

　　75年前，她被日軍抓去的慰安所附近，也是種了一片小椰樹。不遠處，一人多高的木樁還在，是“日軍抓了人，綁在上面打人用的”。

　　日子再往前數，就來到那個讓她“恨”的年頭。

　　1941年農歷十月，14歲的黃有良幫著父親種田。那天，她挑著稻籠，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

　　“忽然聽到幾聲喝叫，抬頭一看，前面不遠處站著一群日軍士兵。嚇得我扔下稻籠，轉身就往山里跑。”2000年，她曾對志愿者陳麗菲回憶，日本兵緊追不舍，自己逃得沒了力氣，被抓住。

　　一個滿臉胡茬的日本兵抱住她，另一人剝開她衣裙……其他日本兵在一旁發狂大笑。

　　黃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聲，松開手，發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軍官大聲喝住。

　　“姑娘別怕”。軍官“九壯”（音）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將幾人遣走后，他反過來摟抱黃有良。“我用力掙扎，他并不強迫。我以為沒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籠挑回家。”黃有良提到，但不知“九壯”什么時候，對方跟到家門口，攔住并把她抱進臥室……

　　黃有良偷哭、忍。但第二天，日本兵又來找，她嚇得躲起來。

　　找不到她，日本兵就把她的父母推在地上，毒打，做四腳牛（當地方言，四肢趴在地上）。黃有良得知后，連忙回來看父母，再次被強奸。

　　逃亡

　　軍官“九壯”認得家門，天天來。只要黃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

　　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黃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軍車后，直開到藤橋，關進一座房里。

　　“門口有哨兵把守，不準我們隨便走動。白天做雜工，掃地，洗衣服。夜間就有日本兵來找，一般是三個五個，有時還要陪著睡。”黃有良曾回憶，不聽話就會挨打。她很怕，被逼著，只能“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形容，在藤橋的那段時光，整個身子像散了架，每夜都要遭受折磨……她多次想尋找機會逃走，也暗中和同伴想過辦法，但因日本兵站崗很嚴，加上不熟悉路，無法逃走。

　　而同伴中，一位漢族女孩子逃跑被抓回，被打得半死后，關押起來。

　　糟蹋得太多了……黃有良認識的女性中，陳有紅（音）不聽日本兵（的話），被打得大出血，死了。還有一個，聽說咬斷舌頭，也死了。

　　她放棄了逃走念頭，聽天由命。

　　被關了兩年后，堂兄弟黃文昌冒著生命危險，來到藤橋日軍軍營，告訴她，父親死了。

　　她不顧一切去找日軍軍官，要求回家給父親送葬。起初對方不同意，黃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頭，才終于得到允許，但事情完后須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發現父親“好好的”，大吃一驚：家人想救女兒，為了效果“逼真”而沒有告訴她。

　　他們連夜拿鋤頭、糞箕，在村邊荒坡堆了個假墳，說是黃有良傷心過度，自殺死了。隨后，父女倆到處逃難、討飯。

　　控訴

　　抗戰勝利后，黃有良回到村里。因為“被糟蹋過”，她只能找了個得過麻風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過去，一有氣，就打罵。

　　“文革”時，村里人特別是小一輩的，常背后議論，罵她是“給日本人睡覺的”。小孩入團入黨，都不可以。

　　黃有良生過5個孩子，3個女兒，兩個兒子。他們有時也罵她這個母親。

　　這個“苦命人”，一直默默承受著一切。

　　2000年，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到海南調查慰安所情況。“當時民風尚未開化，很多人不了解慰安婦的事實。在自然村，小家庭的事無法隱瞞，村里的慰安婦都有心理壓力。”

　　他回憶，那時黃有良身體還算硬朗，但只會說黎族語言，跟外界交流要靠翻譯。他們確認黃有良在藤橋鎮遭遇日本兵，事后被送到藤橋鎮慰安所。“有些慰安婦只是在小據點，尚有喘息余地。但在慰安所的婦女，則要承受更重的苦難”。蘇智良說。

　　也是在那時候，黃有良下定決心，要到日本，當著他們的面，控訴他們。她說，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黃有良、陳亞扁等8人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要求公開道歉還以清白，并給予相應賠償。

　　幾年來，案子多次調查取證開庭，并未換來公正的判決。至2010年三審結束，仍是敗訴。

　　蘇智良介紹，法院給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根據戰前規則，訴訟時效是20年，已超過年限等。

　　黃有良氣憤、不甘心，她曾主動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彎了，路也快走不動了。別說去日本，就是來趟海口，都覺得很累。但只要我動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贏，我死了都閉不上眼呀！”她對媒體表示。

　　死亡

　　黃有良90歲了。生命的最后，她面部更瘦削，顴骨凸出，不出門，也不愛說話。

　　她的大兒子胡亞結聲音沉悶地說，母親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參加了葬禮，但他仍然無法接受喪母。

　　村長胡亞梁介紹，黃有良家里收入水平算中等。農忙時，幾個兒子種些芒果和稻米，剩下時間外出做工。老人生前有養老保險，一個月能拿100多元。

　　蘇智良回憶，最后一次見黃有良是2014年。那時她身體有些虛弱，兩三天不吃飯，志愿者們一度擔心她挺不過去。

　　從2000年起，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決定給予受害人實質性的援助。當時還沒成立基金組織，只能跟海外華人華僑聯合援助。研究中心每年給每個人5000元補助，財務負擔很重，但僅夠維持老人們的溫飽。

　　近20年來，蘇智良走訪23個省份，援助200多人，最多時有100多人等待援助。可漸漸地，這些老人相繼去世，雖然財務負擔慢慢減輕，卻讓他很不好受。這幾年，他甚至“敦促”媒體人采訪，“多寫寫吧，以后可能就看不到了。”

　　志愿者胡雪菲參加了黃有良的葬禮。今年1月她到海南為黃有良送慰問金時，她已無法下床，話也不多。有時還會記憶錯亂，答非所問。唯有牙口還不錯，嘗了他們從上海帶來的點心。

　　照片中，黃有良戴著深褐色的頭巾和銀色的耳環，穿著暗紅色的棉衣。

　　距2001年起訴日本政府，又過去16年了，8名“慰安婦”也相繼死亡。

　　2006年8月，一審敗訴后的第二天，楊阿婆帶著遺憾離世。仍幸存的7人非常氣憤，但并沒有放棄，繼續提起上訴。

　　今年5月11日，陳亞扁離世。在她的葬禮上，志愿者們見到黃有良。“照片里，她看起來狀態不錯。”蘇智良說，黃有良算幾個慰安婦里身體最好的，想不到，老太太走得這么突然。

　　如今，大陸最后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也逝世了。

　　她們最終沒能等來道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