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聞

　　當下的“農業現代化”既包含經營主體中新鮮血液的注入，以及傳統主體在市場倒逼機制下的自我革新；也包含運用“互聯網＋”的手段，催生農業這一傳統業態進行著迭代升級。將來大家會渴求當農民，農村將成為稀缺之地。

　　伴隨著國務院發布《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農業現代化”再次進入公眾視線。當年作為愿景和理想的“農業現代化”如今已然是一個進行中的狀態和過程。當下的“農業現代化”既包含經營主體中新鮮血液的注入，以及傳統主體在市場倒逼機制下的自我革新；也包含運用“互聯網＋”的手段，催生農業這一傳統業態進行著迭代升級。

　　而改變并非單純發生在宏觀層面，微觀層面“觀念的現代化”也在悄然進行，例如“農民”不再是對一種身份的表達，而是對一種職業稱謂的描述：農業不再只屬于田里干農活的人，而是進入到“新人輩出”的新時代。

　　在當前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業經營新主體借助互聯網等新技術平臺如何打造農業新格局？政府對經營新主體有怎樣的政策傾斜和支持？帶著這些問題，本刊特約記者在2017年新春之際采訪了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農業現代化加速發展

　　昕原：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任重道遠，如今進入到了什么樣的新階段？具有哪些新特征？

　　韓長賦：農業現代化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大方向和大邏輯。周恩來總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四化”，“農業現代化”在當時是一個愿景和理想；而如今是一個狀態和過程，而且這個進程在加快。中國農業已經從擁有幾千年農業文明史的傳統農業進入到加快向現代化農業轉型的階段，但還不能說已經實現現代化了。

　　農業現代化無論是從生產力水平，還是從生產經營方式的角度，都在發生標志性的變化。可以用幾個數字說明問題。

　　第一個數據，現在全國20.26億畝農田中，有50％以上可以實現人工灌溉，也就是說它們基本上是旱澇保收的。例如小麥80％和旱澇沒有關系，水稻90％和旱澇沒有關系。這標志著中國農業千百年來靠天吃飯的狀況已經有了本質上的改變。這也是為什么年年鬧災，卻能年年豐收，當然目前還不能完全離開老天爺搞農業。

　　第二個數據，目前中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到56％，農作物良種覆蓋率達到97％，即我們在種植農作物選種的時候，幾乎沒有雜種或落后的種子。過去中國農業的生產和增產主要以資源、勞動力等物化投入為主，如今走到依靠科技、人力資本、勞動力素質等因素的軌道上來，即農業增產的原因一多半是基于科技，并非基于種植面積的擴大。

　　第三個數據：目前全國田間平均機械化作業水平達到63％，有些地方甚至更高。江蘇、黑龍江可以達到80％以上，西南地區例如云南、貴州偏低一些。這意味著中國農民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種地的生產方式已經得到根本改變，這是生產力發展的顯著標志。

　　第四個數據：現在我國40％的耕地由270萬的農業新型主體經營，它們已經達到規模化生產的階段。而我們剩余2億多農戶經營另外60％的耕地。這說明現在我們的生產關系已經發生變化，農業生產很大部分依靠合作社、家庭農場、牧場、種植業和養殖業大戶、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它們是農業農村經濟生產經營的新生力量，將來甚至會成為主要力量。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到：要充分發揮規模經營對現代農業的引領作用。

　　因此農業現代化無論是從生產力水平還是從生產經營方式的角度，都在發生標志性的變化。2016年9月份國務院審定了《十三五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這是我們國家制定的第一個農業現代化規劃。中央將農業現代化作為統籌、引領農業的新方向。這也標志著我們國家的農業現代化進入了頂層有設計、有方向而且有目標措施和任務框架的階段。因此現在我國已經進入農業現代化加快實施和推進的階段，而不再是一個愿景和口號。

　　經營新主體推動農業加速提升

　　昕原：我們觀察到農業現代化的加速階段，正是新生力量的注入期，如今參與農業生產經營的主體也在發生變化。我知道您研究有關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和農民工。您認為這些“新人”的特征是什么？

　　韓長賦：這也是農業現代化中的新課題和新視角。中國今后靠誰搞農業現代化？肯定不能靠傳統農民，不能靠父輩農民。他們的貢獻已經完成，即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他們養家糊口、自給自足這個使命已經完成。但是今后搞現代化，他們的知識結構、思想觀念肯定就不適應了。

　　農民的內涵現在有了新的變化，如今農民分為三類：

　　第一類，傳統型農民，是指多年來我們傳統概念中的農民。

　　第二類，新型的職業農民，是指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之后，剩余留在家里的這部分農民。他們擁有初高中文化，留在家里種地、養牲口，從事牧業、漁業、林業等等。這些人有知識，也能接受新技術，盡管市場營銷能力弱一點，但和父輩不同，他們從事規模經營。比方說他們的父輩是房前屋后拴兩頭豬，而他們是養幾十頭，甚至幾百頭豬；在南方可能種上幾十畝、幾百畝田，在北方可能種幾百畝、幾千畝田。這種新型職業農民，是目前農村生產經營，特別是農村種養業的主力。現在我們的合作社、家庭農場主要靠這些農民。他們種地不僅是為了生存、吃飯，而是把農業當成工作。他們是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力量。

　　我提出職業農民這個概念，希望把“農民”這個稱謂從身份稱謂回歸職業稱謂。過去農民是身份，生下來父母如果是農民、戶口是農民，你就是農民。現在要把農民概念回歸職業概念，而且要讓它成為一種很多人愿意干的，令人羨慕的職業。

　　昕原：讓農民成為一種城里人都想去從事的職業。

　　韓長賦：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三類，就是新農民，是指農村之外的農民。例如大學生、復員兵、科技人員、工商企業主，以及去城里打工多年的農民工，我們把返鄉和下鄉創業的人，主要是年輕人，叫作新農民，現在大約有480萬人，其中很多是大學畢業生。我到浙江時了解到，那里登記在冊的大學生新農民就有4000多人。他們主要做農產品的營銷和加工保鮮。

　　昕原：補充了職業農民的短板啊。

　　韓長賦：他們有的做分享農場，讓人們到田里進行采摘；有的到農村辦水果分揀包裝廠，有的建小冷庫、氣調庫，還有的做農產品電商。讓農業產業鏈條拉長，增值空間加大。

　　昕原：新農民在城市里獲得知識素質，還有一定應用信息技術的能力。

　　韓長賦：因為他們本身是城里人，或者當過城里人，了解城里人，了解農產品消費者，他們把城里人的理念、技術、資金都帶回農村，是對農業物化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雙重投入。2016年農業部在蘇州召開新農民創新創業大會，汪洋副總理也出席了，他還提議這個會議每年都要開。現在蘇州已經變為永久會場，就是希望給新農民一個平臺。

　　總之，農業現代化歡迎新農民，抓住職業農民，不排斥傳統農民。

　　農業供給側結構調整的實質

　　昕原：過去大家希望擺脫農民這個身份，如今反而期許成為農民。這個質變彰顯出中國農業進入了新時期。新時代面臨的新課題也擺在我們面前，例如供給側結構調整，農業增產增收如何升級優化。

　　韓長賦：我們已經實現糧產12年連增，為13億多人口提供糧食、水果、蔬菜、肉蛋奶、水產，我們的供應非常充足，當然有時候會出現“蒜你狠”、“姜你軍”的情況，但是這種情況畢竟很少，目前我們的總體供給量是充足的。現在我們農業的突出問題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市場需要的、城里人喜歡的、高端消費者青睞的，以及多元化、小眾化、個性化的需求我們還不能滿足。現在農產品普通貨多，缺乏更為優質、生態、綠色的農產品。因此，一方面好東西買不到，另一方面大路貨賣不掉。因此提出要進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兩會”期間，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說到：現在農業發展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的，要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工作和政策完善的主要方向，這個方向和指向是完全符合現在中國農業現代化要求的。簡而言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解決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的問題。

　　昕原：1993年糧票制度取消，是解決吃飯問題的里程碑。20多年后的今天，吃的問題又升級了，現在很多80后90后都自詡為“吃貨食神”，相比于上一代，更講究吃的境界和體驗，對品質有更高的訴求，如何滿足？另外供給側結構調整，對農民收入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在從“增產增收”變為“增質增效”的過程中，如何保證農民的收益問題？

　　韓長賦：首先，吃的話題是永恒的話題，保證中國人糧食安全，把中國人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這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要拓展農業的功能。農業其實是三項任務：第一是保供給，第二是保收入，第三是保生態，我總結為是三搞：為全國人搞飯、為農村人搞錢、為城里人搞綠。

　　供給側結構調整有前提，就是要保證糧食安全。供給側結構改革不是說不要糧食，或者簡單減少糧食生產，而是要實現效益更高、質量更好。有一句老話：民以食為天，現在加一句：食以安為先。供給側調整最突出的特點是：增加綠色、優質、安全的農產品供給。為什么現在很多城里人，即新農民下農村，他們就是在搞優質產品。我們新經營主體、新農民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結構調整還要使農民的收入得到增長，而且能夠穩定。不能讓農民像沒頭蒼蠅那樣亂撞，今天撞玉米，明天玉米降價了；明天撞馬鈴薯，后天馬鈴薯又賣不掉了。市場信息和生產信息需要及時了解和傳遞，這是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務。

　　供給側結構改革是讓整個生產鏈條的參與者均衡、理性地從事農業生產經營。這里面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市場化問題，即農產品生產要圍繞市場需求總量和質量進行。如何實現呢？就是通過信息化，通過讓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信息對稱。

　　另外，要有圍繞市場和信息的組織，這種組織典型就是電商。現在農產品網購發展非常快，我在浙江聽到一個例子：一個大學生在城里沒找到理想工作，就回到了家鄉。他回老家把全村核桃賣出去，后來還賣了外村、外地的核桃，賣了上億元。

　　農業經營新主體的大機遇

　　昕原：如今搞農業不能僅僅從農業的角度看農業，還要圍繞城市經濟，引導發動經營新主體展開。

　　韓長賦：搞農業不能就農業論農業，農業有深刻的社會性、公共性，因此農業是距離政府最近的領域之一。如今我們處于城市化進程階段，我國常住城市人口已超過50％。城市發展為農業帶來兩個變化：第一是讓農業的市場擴大；第二是讓農業資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因此我們的農業一定是城鄉統籌的，要把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城市化緊密結合，城市化的發展是農業的重大利好和機遇。另外是科技的發展，現代農業一定是用科技支撐農業。還有是整個體制的變化，企業不再城鄉有別，經營主體也不再局限于城市的或者農村的。以上這些因素都說明搞農業必須是開放的系統。

　　昕原：過去我們叫農業從業者為種地的，現在叫經營者，它是一個市場化的概念。

　　韓長賦：我們過去也提農業生產經營者，農民有生產經營自主權。但實際上農民主要是從事生產而沒有經營，但現在是真經營了。新主體、新農民是在社會化、城市化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新主體、新農民最大特點是“小四化”：市場化、規模化、標準化、信息化。市場化——他們的生產經營是跟著市場走的；規模化——他們在進行規模經營；標準化——他們種養賣都有相關標準；信息化——他們用信息化的手段經營。

　　鄧錦宏：今天的新農民，我看到80％是以年輕人為主。他們之前可能在城市工作，有的做過建筑工、汽車工人、銷售等，他們返鄉后已經不具備從事農業生產的能力或熱情，但是他們會用手機上網，去收集村里人和其他人家的貨物。

　　昕原：那他們實際上是農業經紀人的新代表。合作社、供銷社是否會和他們產生競爭關系？

　　鄧錦宏：所以現在很多合作社、一些基層供銷社也在向這些新型經紀人學習。他們把自己幾百畝、上千畝地的貨物賣掉的同時，也收其他地方其他人的貨物，把自己變成大號的經紀人。一些能做到上千畝的大戶畢竟有自己的廠房、冷鏈，有自己的分級，基本上有上百個小工幫他們做分揀分級。現在唯一欠缺的是獲客的能力，就是獲得買家的能力，還有一個就是是否能夠獲知市場的消費需求？如果能夠獲知這些信息，那么他們就敢于收購這些貨物。他們除了具備之前生產經營的能力外，還具備超強經紀人的能力。

　　昕原：誰能夠搭上時代的列車，迅速將信息化融入到生產經營中來，誰就是贏家。

　　韓長賦：現在有一句話：沒有種不出的東西，只有賣不掉的東西。現在我們的農民很聰明，什么都會種。而新農民到了鄉下后，通過電商的方式，使山溝的、邊遠民族地區的好東西讓外界知道。這個是一個很大變化。

　　還有，過去外地知道也沒辦法，因為過去是傳統商業，一級交一級，不斷歸大堆兒，歸到大城市這最大的一堆兒，然后再切分成小堆兒。比如說贛南的臍橙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品牌。過去，農民把橙子交給傳統的商業系統，然后他們再集中，從鄉合作社到縣里，再從縣里到省里，省里再到北京，你兩個月吃不到這橙子。現在不一樣了，北京一個人家想吃橙子，通過電商了解信息，賣家打包之后，不到一星期就到了。

　　再有，光有信息也不行，誰來包裝？誰來標準化？新型農業經營者來做這個事情。因此我們非常歡迎，建議有能力的電商，到農村發展分檔、分級、包裝、保鮮和物流，實現最后一公里。這個是商機。

　　昕原：曾經我們是以政府為主要推手，政府要做標準、定價，有時政府要提供技術支持。如今政府的角色變為協助這些新主體？

　　韓長賦：這就回到我們開頭的命題——新型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是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引領力量。現在政府工作的著力點、政策著眼點是推進這些新型經營主體。我們通過他們來帶動傳統農戶，來實現農業現代化。例如這些經營新主體，用什么種子，用什么科技，用什么機械，如何栽培，會給周邊人示范，可以產生用一畝田帶動一百畝田的效應。還比如說，關于農產品的儲藏和銷售、關于農機使用，他們都有示范作用。農業部門很多工作可以通過他們作為載體，得到實現。

　　我們也在制定配套的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性文件。例如新農民到農村，他生產經營要用地，需要解決土地問題；他要貸款，貸款如何解決？他需要規避風險，保險如何配合，稅收政府如何支持？他要購買農機，是否有補貼？還有住處如何解決？比如你可以和農民合住，和農民一起改造宅基地房子，原來是一層房子，現在改造為二層，你住一層，我住二層，但是產權還是農民的，可以讓新農民擁有使用權。這些政策都有。

　　昕原：政府更加明晰自己的定位，對于如何加速推進市場化，保護市場參與主體等方面的職能也越來越成熟。

　　韓長賦：是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