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金融業從萎靡不振到互聯網金融創新中心，黃奇帆究竟有何回春之術，將西南山城打造成其他地區爭相效仿的金融改革陣地？

　　據華龍網消息，12月30日9時49分，重慶市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一批人事任免事項。經表決，決定接受黃奇帆辭去重慶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請求。

　　經表決，決定任命張國清為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代理市長，屈謙為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黃奇帆在重慶的十五年，重慶金融業從萎靡不振到互聯網金融創新中心，黃奇帆究竟有何回春之術，將西南山城打造成其他地區爭相效仿的金融改革陣地？

　　以下為刊發于《中國企業家》2016年6月的封面文章：《重慶點金術》

　　文|李瀟雄

　　嘉陵江畔，鋼筋水泥正在搭建出一座被寄望為中國金融第三區的江北嘴金融城。萬商云集，重慶金融業正風云涌動。

　　三年前，互聯網金融潮如火如荼之時，重慶對其嚴防死守。如今，P2P行業風險爆發，各地聞風色變。重慶卻又敞開懷抱，讓網絡小貸、互聯網消費金融等機構落地重慶，阿里、百度、京東、平安、小米、樂視、海爾、蘇寧等巨頭紛紛趕赴山城布局。

　　十多年來，重慶金融業從萎靡不振、不良高企瀕臨崩盤，到成為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前沿，黃奇帆主導的重慶金融監管思路顯得獨樹一幟，他究竟有何回春之術，將西南山城打造成其他地區爭相效仿的金融改革前沿陣地？

　　連續幾日的陰雨，讓重慶更加凸顯霧繞山城的隱秘魅力。這是一座特色鮮明的城市，初來乍到的游客在江北機場的附近微博留言：連機場里的空氣也彌漫著火鍋的味道。

　　這也是一座故事不斷的城市，最新的情節是萬商云集共謀金融發展，儼然一處金融創新前沿。不過七年前，這里開啟了一場打黑運動，而后政壇跌宕，外界曾憂慮其前路堪憂。

　　《中國企業家》曾在2009年刊發《重慶商業去黑》一文，其中窺探了山城打黑之前的金融亂象。中小民營企業長期無法獲得足夠的金融配置，滋長出瘋狂的民間高利貸。僅地產行業，90%房地產企業深陷高利貸危機，相關高利貸金額在100億元至120億元之間，平均每年從重慶地產界抽走80億利息。

　　如今，日漸繁榮的小貸行業接替高利貸成為中小企業的金融補給站；政策設計吸引眾多商人前來挖掘機遇；袍哥退場，學者、精英模樣的人群正成為當地商界主流。但打黑并不能完全解釋重慶在短短數年間完成的蛻變，更無法解釋西南山城竟能成為金融開放和創新的高地。

　　蛻變究竟如何發生？

　　‘ 中國金融第三區 ’

　　出租車司機簇擁在機場出口攬客，一位平頭圓臉掛著金項鏈的胖司機操著重慶方言向幾位外國游客喊道：“老師，打車。”他隨即明白不對，跟上腳步又連說了三個taxi。

　　重慶人習慣對陌生人尊稱老師，街邊商販的吆喝聲也多用這一稱謂來拉近與顧客之間的關系。胖司機向我介紹：“喊別人老師，說明我們重慶人祖祖輩輩的骨子里都有一種謙虛好學的精神。”但他說這話時的語氣卻絲毫不謙虛。

　　道路起伏，樓宇錯落，當夜幕降臨，江邊山城的燈火璀璨得令人沉醉，重慶人將這般夜景自詡為“小香港”。近些年來，重慶經濟和金融的強勢發展，讓這座地處西南的山城距離其對標的那個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又增添了幾分相似。

　　過去的14年間，重慶一直保持兩位數的GDP增速，即便是在全國宏觀經濟增長乏力跌破7%的2015年，這里仍保持著11%的成績。在這一年里，其金融業增加值達到1410.2億元，近年來的年均增長率保持在14%左右，金融業一躍成為重慶新的支柱產業，打造長江上游金融中心城市的愿景也在這一時期勾勒成型。

　　從機場到江北嘴的車程大約40分鐘，司機向我抱怨Uber令他們近來生意慘淡，一再詢問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是否找到了應對Uber的好辦法。車最終停靠在江北嘴福音堂旁，司機告訴記者，這附近便是新建的金融城。

　　這片坡地在官方的表述中稱為江北嘴中央商務區，是中西部地區唯一的國家級戰略金融中心。教堂位于半山腰的位置，再往上走去即是金融城和江北嘴金融街。商務區的兩期建設面積共5萬平方公里，預計在2018年全面建成，眼下金融核心區已基本落成。

　　數十棟玻璃結構的高樓從山中綠林里聳立而出，其中幾座仍被腳手架包裹，塔吊正在進行封頂工程。多數大廈正在內裝，門前堆放著裝修材料，工人進進出出。這些大樓多被銀行、擔保、證券、保險、交易所等金融機構冠名。

　　自教堂往下是嘉陵江，隔江相望則是重慶的老城渝中區。從空間布局、產業布局、政策規劃以及開發模式來看，這片新區都閃現著重慶人學習上海陸家嘴的影子。而開發的主導者、重慶市長黃奇帆早年也曾參與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

　　長江下有陸家嘴，上有江北嘴。在附近散步的一位老大爺用當地流傳的這句話向我表達，這里即將迎來的輝煌可比肩上海陸家嘴。重慶官方也有著同樣的期許，他們將江北嘴比擬為中國金融第三區，位列于北京金融街、上海陸家嘴之后。

　　負責這片區域安保的一名工作人員估計，目前已有400多家金融機構相繼入駐。但午餐時分，江北嘴金融街的人流并不多，配套商業設施尚未完成，難覓咖啡館蹤影。我緊跟著幾名戴著工牌的機構員工才在一間地下商場找到就餐之處。

　　餐館里飄著辣椒食物的氣味，隱約還能嗅到新裝修的油漆味。鄰桌正在高聲討論這天上午剛公布的全國各省市一季度GDP數據，重慶以10.7%的增速再次領跑全國，已是連續九個季度摘得桂冠。他們短暫的午餐討論點評了重慶的GDP結構、政府負債情況以及抱怨城市道路施工導致他們近期出行不便。

　　一個月前，重慶市官方人士公開披露，當地各類金融機構數量已達到1500家。令他們驕傲的是，2015年，重慶首家互聯網消費金融公司馬上消費金融掛牌開業，新增再擔保、金融保理、民營資產管理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牌照16個。2016年，全國首家專業信用保證保險公司以及民營銀行也落地重慶。

　　如此規模的金融機構數量以及擴張的速度足以支撐江北嘴金融城未來一段時間的繁榮之勢。但重慶市金融系統的工作人員仍對金融牌照表現出饑渴的狀態。他們正竭力爭取在2016年獲得全國保險資產登記交易平臺等多個新機構、新牌照在重慶落地。

　　搶牌照的思路符合黃奇帆的工作指示，只要一行三會批準的牌照都要拿到手，重慶要構建金融全牌照體系支撐長江上游金融中心的發展。

　　更令金融圈刮目相看的是，阿里巴巴、百度、京東、樂視、小米等知名互聯網及傳統企業紛紛前來重慶拜碼頭，尋求在重慶的金融業務發展。

　　傳統金融巨鱷中國平安也不惜斥資2.86億元，控股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下稱重慶金交所），并接受后者提出的苛刻條件：注冊地、納稅地不遷離重慶；替重慶金交所償還渝富集團的全部借款本息；三年內不得對外轉讓股權，且未來三年保證使金交所規模分別達到5000億元、1萬億元、2萬億元。

　　重慶似乎有一種神秘的魅力吸引著各路巨頭蜂擁而至。有人將這種魅力解讀為市政府在政策上對大型企業有優惠傾斜，隨即有人反駁認為需深入主政者的制度安排中體會重慶的良好經濟生態。在當地的論壇上，有不少類似的辯論，網友們積極地從他們的主觀視角出發，自豪地回答“為什么重慶經濟能保持高速發展領跑全國”等宏大論述題，不少人說得頭頭是道。

　　他們在論壇里猜測，這種神秘的魅力可能來自政府對金融業的熱情，或是重慶的發展蘊藏著絕佳的投資機遇，還可能是重慶人的坦率性情以及火鍋和美女共同征服了金融大佬前來。

　　‘牌照的誘惑 ’

　　洪潔敲開了重慶市金融辦的門。

　　曹姓和陳姓兩位金融辦工作人員用夾著重慶口音的普通話向她們一行寒暄歡迎。來訪者表明來意，她們需要一張小貸公司牌照來支撐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農村金融業務。

　　來訪的兩個月前，洪潔接手了京東金融的農村金融業務。這段時間里，她和同事密集地拜訪了多個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部門，表達同樣訴求，但結果并不如意。

　　在目前的監管規則下，小貸牌照由各地金融辦發放，并限制跨地域經營，經營范圍僅限于在當地開展各項貸款、票據貼現和資產轉讓業務。為了能打破地域限制，一個巧妙的辦法是，在地方爭取一張網絡小貸牌照，再通過互聯網面向全國經營。

　　此事已有不少先例。央行等十部委在2015年7月18日出臺了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對網絡借貸的定義為小貸公司通過互聯網向全國范圍開展業務提供了政策依據。對此，大多數地方金融管理部門的態度仍趨向審慎。

　　留給洪潔的時間不多，京東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阿里巴巴依靠淘寶下鄉等業務的開拓，已籌備好將螞蟻金服的金融業務下沉至農村地區。而其他不同背景的企業也紛紛開始備戰農場金融的場景爭奪戰。

　　重慶是發放網絡小貸牌照最為密集的地方，阿里巴巴在2011年拿到這里的首張網絡小貸牌照，此后的數年時間里，又陸續發放出總計二十張。

　　洪潔向坐在對面的兩位重慶金融辦人員闡述京東金融鄉村白條、京農貸、農村理財等農村金融的業務構想。當她提及，京東剛和扶貧辦簽約，想在832個貧困縣中建立200個貧困示范縣，金融辦隨即表露出興趣，表態愿意探討在當地開發扶貧事業。

　　重慶是一個擁有3000萬人口，地處西南山區的直轄市，貧困問題困擾當地多年。2015年重慶市對外公示的國家級貧困縣名單有14個，超過行政縣數量的一半以上。

　　兩位金融辦工作人員也介紹了重慶的相關金融政策，對京東金融的業務構想提出了不少深入產品細節的具體建議。“他們很懂業務，也很有耐心。”洪潔表示。

　　長達3個小時的初次溝通后，金融辦工作人員當場表示，會幫京東金融落實小貸牌照的申請工作。

　　數月后，京東金融在重慶設立小貸公司獲準開業的批復消息傳至北京，洪潔的同事們頗為激動，部分同事將隨遷至重慶工作，按當地房價的平均水平，賣掉北京的房子似乎可以盤算著在當地買別墅了。

　　京東金融在重慶籌辦小貸公司的前后一段時間里，百度、小米、樂視等互聯網企業，海爾、蘇寧、世貿集團等傳統線下企業也相繼赴渝申請網絡小貸牌照，金融機構赴重慶發展掀起一陣熱潮。

　　對于這些網絡小貸的經營范圍表述主要有三種類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辦理各項貸款、票據貼現、資產轉讓業務，如阿里小貸；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業務，在重慶市以外限于互聯網方式線上開展，如百度小貸；在重慶市主城九區內開展業務，在除重慶市主城區外的全國范圍內僅限于通過互聯網方式線上開展。

　　重慶金融全牌照構想

　　與其他地方相比，重慶小貸牌照的優勢似乎在于經營范圍推至全國，政策松綁的步伐上快人一步。但當地一位金融人士認為，還有更深層、更全面的理由吸引巨頭企業。

　　他向記者展示了一份重慶市金融辦于2015年9月份印發的通知，其中內容涉及進一步擴大小貸公司的經營范圍，允許小貸公司以不高于注冊資本30%的比例進行股權投資，允許不良資產轉讓，以及讓小貸公司享受金融企業貸款損失準備金所得稅稅前扣除、享受財政資金風險補償。

　　諸多條款引領著小貸行業的改革步伐。以股權投資為例，他認為，讓小貸公司以較低比例嘗試股權投資，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起到投貸聯動的效果，在壞賬風險大面積來臨時，用債權轉換股權能以時間換空間，對小貸和企業雙方都能起到松綁的效果。在特殊情形下，股權業務能解決小貸公司的生存問題，而債權業務實現資本增值，監管允許投貸聯動能給予小貸更靈活的空間。

　　“2015年9月我們就開始嘗試投貸聯動，你看2016年年初全國的投點聯動試點思路果然就出來了。”他頗為自豪，重慶先行先試的政策創新引領全國，并且押對了方向。

　　通知中的稅費優惠及財政補償更為直接地吸引互聯網巨頭前來。這位人士透露，在重慶設立小貸公司的所得稅可優惠至10%左右，而在其他地方約為20%，減輕一半的稅費成本。

　　重慶人喜歡直來直去解決實際問題，沒有其他方式比成本直接減半更能表達當地政府的“耿直”了。近年來，當地一直強調開放，重慶金融改革創新的活力在政企間傳遞滲透，形成的創新空間和配套政策支持讓重慶的金融牌照顯得金貴。

　　但每次突破嘗試都讓當地金融監管者的壓力更為沉重。

　　渝北區星光大道11號，以“財富”命名的幾棟大廈包圍著一座5層的白墻樓房，門前道路被藍色的施工圍擋遮蔽，周遭對比稍顯老舊。重慶市金融辦藏匿其中，在金融業蓬勃發展的進程中，這里扮演著引擎的角色。

　　每周都會有客造訪于此，過去的一年時間里，這兒接待了66個省市縣的學習考察團。他們和記者有著同樣的好奇：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重慶的金融機遇？為滿足好奇心，不少訪客成了回頭客。就在記者到來的同時，其中一間會議室里正在接待來自四川金融辦的客人。

　　客人紛沓而至是為了更好的解讀這里。對此，重慶金融辦也愿意分享：如強化事前監管、主動驅動創新的工作經驗；如何制定政策優惠，如何培訓從業人員素質，以及如何幫助企業協調與其他政府職能部門間的關系。“金融最容易出風險，它牽涉到千家萬戶，跟經濟、公眾高度關聯，最大的風險就在這里，得下決心管好，做金融的工作還真需要講點情懷。”

　　在重慶金融業聲名鵲起的背后，這個50人左右的政府部門工作日漸繁重。沒有人能每天6點準時下班，周末加班也成了家常便飯。當然，他們的工作壓力還來源于，黃奇帆被稱為最懂金融的市長。

　　恰逢一家小貸企業來電詢問重慶金融辦的工作人員，是否可以向國有企業借款作為資金來源。銀監會此前規定，小貸公司的融資渠道僅限于股東繳納的資本金、捐贈資金，以及來自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入資金。這掣肘了不少小貸公司的發展，因此它們希望能拓寬更多的融資渠道。

　　接聽電話的金融辦工作人員語氣堅定地否決了該提議。理由是，這像是變相吸收公司存款，涉嫌逾越監管，他隨即列舉了幾種合規可行的途徑。聽起來，他應該是長期負責這方面業務的監管，言語中對相關政策規定的出處信手拈來。

　　“并不是不幫助想辦法解決融資問題，如果符合規定，可以適當運用杠桿，但前提是一定要合規。”

　　這里的工作人員有七成的比例來自一行三會金融監管部門，“不敢妄稱專業，但相對熟悉”。

　　創業者前來咨詢當地的金融管理政策，一位官員模樣的人士在辦公室傾聽其商業模式，肯定了他的想法并給出建議，但遺憾地告訴他，這兩年的監管趨嚴，已停止了所有名稱中包含投資、理財、金融，甚至咨詢字樣的公司注冊。由于前些年部分公司直接在工商注冊公司后，卻行非法集資之實，因此，現在到當地工商注冊和金融相關的公司，需要提前向市金融辦報備，以及市政府審批。

　　“這幾年看到重慶的投資環境好，很多人和公司都過來溝通。”但大部分人都吃了閉門羹，金融辦對公司資質的要求不亞于重慶人對美食的挑剔程度。

　　“比如互聯網類企業過來做金融至少需要經過五個方面的考察：第一，平臺的合法合規性；第二，平臺的目標客戶是否有可持續增長的可能，首先要有海量的客戶才能支撐全國范圍的互聯網金融業務，其次如果不是增長的態勢，那很快就會干不下去；第三，平臺所累積的信息數據是否具有真正的金融價值；第四，平臺提供的實際產品是否具有普惠性，有沒有經過大范圍的檢驗；第五，平臺上提供的產品在風險方面是否可控。”

　　不過，那些經受住考驗而被金融辦所相中的企業，往往也會受到鐘情。一位曾參與引進阿里巴巴集團入駐重慶工作的人士回憶，這項工作當時由黃奇帆出面推進，2011年在重慶設立小貸公司是落地的第一個項目。

　　支付寶儲備了大量的金融人才，也正在思考如何將電商的信息流、商業流、物流轉化為全國范圍內的金融資金流。彼時，阿里在上海和杭州已擁有小貸牌照，但經營范圍限制沒辦法支撐其全國范圍內的業務。重慶市政府決定突破部分政策監管支持阿里在金融業務上的創新，向其發放了第一張小貸的牌照，允許其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業務，這是一張由地方金融辦發放的全國小貸牌照。

　　當年對阿里的情有獨鐘，如今也正復制在騰訊身上。渝北區金融辦正向騰訊頻頻伸出橄欖枝，希望騰訊到重慶發展金融業務。

　　“你有認識騰訊的人嗎？我們非常看重這家知名互聯網企業，希望它能來，這樣可以形成集群效應，也不會因為它來而影響市場的其他參與者。”一位與此事相關的人士對記者說，“如果它肯來重慶開設一家小貸公司，業務可能會比微眾銀行（騰訊旗下民營銀行）干得好，現在遠程開戶不放開，微眾銀行業務很難做。”

　　金融辦的高眼光致使進駐重慶的企業勢必引起更多的關注度，從而對重慶金融業形成品牌效應。當地不少金融人士在這點上有一致看法，事實上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采訪中，記者發現重慶金融圈的人士往往在許多關于金融業務的觀點上都有著高度的共識，甚至于，他們經常會不約而同地向我闡釋同一個觀點，例如“P2P是偽創新”、“金融是服務業”、“金融就是三句話”等等。更奇怪的是，他們連自圓其說的措辭都極其相似，就像是從某本書上背誦而來一般。

　　這些觀點和措辭也頻繁地出現在重慶市政府的官方聲音和當地權威媒體的報道之中。信息來源則指向黃奇帆，他被金融界和輿論奉為重慶經濟、金融發展的關鍵先生。

　　‘ 金融市長 ’

　　2015年6月13日，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約瑟夫·阿羅與詹姆斯·莫里斯到訪重慶大學，參加一場高規格的經濟研討會。黃奇帆用5個當地的故事向他們介紹了重慶發展經濟的邏輯，包括世界級電子產業基地怎樣形成、渝新歐如何促進當地開放、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創新地票制度、搭建金融體系支持新興產業及實體經濟。這是他主導重慶經濟發展十余年中的一些重要片段。

　　黃是經濟學中供應學派理論的信奉者，該學派因強調供給創造需求而得名。他理解這一理論的特點是，政府保持較低成本的投資環境，促進企業發展；放寬市場準入門檻，讓各類大中小微企業競相發展；形成同等國民待遇的市場，使各類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必要時候，政府出資補助可增加就業的企業穩定就業。

　　在網上流傳的多個視頻和圖片中，黃奇帆談論經濟問題不用看數據，材料熟稔于心，講述時習慣用左手比劃示意。一位曾兩度專訪過他的媒體人評價道：“雖然早就聽說黃市長精通經濟，是一位學者型的官員。不過當訪問開始之后，黃市長信手拈來的一串又一串的數據，和他對于經濟、金融問題深入淺出的分析，還是讓我非常驚訝。在采訪現場，有的時候會覺得，好像是在課堂上，聽一位經濟學家在旁征博引，侃侃而談。”

　　黃奇帆對自己的專業水平也頗有自信。2013年的兩會期間，黃奇帆在重慶代表團對媒體表示：“市長只是個職務，經濟學者是終身的，你們也不愿意把我當市長。我作為市長，要是跟你們打官腔，也不會跟你們這么聊天。”在這次與媒體的交流中，他的另一句話流傳更廣，“明明是金融報的記者，不提金融問題，偏偏要問那幾個腐敗的官員怎么掉進陷阱里的。碰上我這樣的還不趕緊問點經濟問題，不珍惜自己的采訪時間。”

　　這樣的性格或是令他身處政壇風云涌動的重慶，仍能成為最受稱贊的市長之一的重要原因。

　　黃奇帆1952年2月出生于浙江諸暨，16歲時進入上海焦化廠焦爐車間成為一名工人。此后33年里，黃在上海進入政壇，工作集中于經濟方面。在浦東開發時期，他曾是主要人物之一。

　　2001年，黃奇帆逆江而上就任重慶市副市長、市長，工作仍圍繞經濟展開。他在重慶的打法依稀還有當年上海的影子，強調思想開放，規劃兩江新區、開發江北嘴，以及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布局。

　　當時，重慶成為直轄市不久，百業待興。本土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嚴重不足，不良率幾乎都在50%以上。全市工商企業總體資產負債高達80%以上，不良債務高企，大量企業瀕臨破產邊緣，10家上市公司亦面臨著退市風險。企業在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渠道上均遭遇險阻。

　　黃奇帆通過成立渝富集團（全稱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開展了一系列資產、債務重組，化解近300億元的銀行壞賬，盤活當地國有集團。拯救金融機構所運用的重組方案是：資產重組、債務剝離、引進戰略投資者、注入流動性、推動整體上市、戰略投資者退出。這套方案與幾年后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中拯救大型金融機構的做法不謀而合。

　　在可查詢到的最新官方數據中，2015年上半年，重慶金融業不良率為0.45%，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金融在GDP結構中占比達到9%；社會融資結構形成銀行、非銀金融機構、資本市場，分別占45：25：30的比例。

　　黃奇帆善用杠桿，對金融政策的動態更有著敏銳的嗅覺，他曾要求重慶全力爭取“一行三會”推出的各種牌照。在其看來，對地方政府而言，爭取金融牌照，推動企業高效運轉，就是金融改革的要義所在。如果國家有的牌照重慶都有，那重慶就是全方位、全功能的金融中心。

　　建設長江上游金融中心的藍圖也在這一時期成型。作為規劃師，黃奇帆從金融業體系、融資規模和結構、金融開放程度等方面勾勒出8條路徑。“2017年建成國內的區域性金融中心，2020年建成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這張藍圖上描繪著一位政客的野心和一位經濟學者的理想。

　　在操盤本土金融機構重組、上市的過程中，黃奇帆留下了一句名言，世界是可以重組的。事實上，他在重慶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許多發言和觀點都被奉為金句在金融圈內流傳，甚至全文出現在權威的證券類媒體上，這些論斷更會實質性地指導或影響重慶金融行業的決策。比如，“金融危機只能靠實業發展解決”、“風險防范永遠是金融創新的第一原則”、“P2P是偽創新，就像開賭場”。

　　“三中全會關于股市有三句話，這三句話的排列順序需要深入理解。”黃奇帆認為，應當先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再推多渠道股權融資讓巨量現金進入股市，提振股市信心后，再啟動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出牌的順序打亂了，就會輸。

　　2015年股災，資本市場的恐慌情緒向各個社會階層迅速蔓延。中國股市的投資人結構中，以非理性著稱的散戶居多。人們將罪過歸咎于股指期貨，一種對沖風險的金融工具，以及證券市場的監管。

　　這期間，“黃奇帆將赴京任金融高官”的小道消息頻繁在各種網絡渠道出現。雖然這被證明是謠言，卻意外地起到了安撫情緒的效果。

　　類似的崇拜之情在重慶當地更盛，一些政府人士、金融從業者在回應記者對重慶金融經濟的好奇時，往往會將“奇帆市長很懂金融”作為答案的第一條。

　　但黃奇帆一手構建的重慶金融生態并非無懈可擊，某種風險正在聚集。

　　‘ 地下黨 ’

　　“低調。”

　　驟雨初歇，窗外的烏云正在醞釀一場新的雨勢。九龍坡區楊家坪西城天街的星巴克里，老張（化名）斜坐在沙發上告訴我，“我們協會雖然有官方背景，掛在區金融辦下面，但我們行事還是非常低調。”

　　他自稱供職于重慶市創新金融協會，為當地的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其會員單位中有上百家P2P機構。但在重慶的諸多官方材料中并未發現這一協會的蹤跡，一個名稱相近的官方組織是“重慶市創新型金融研究會”，由重慶社科院主管、市金融辦業務指導。

　　“上面一直不喜歡P2P，所以我們的會員單位也都很低調，跑路暴雷、經營不善的也有，但都做得不大，所以影響小，你們也就很少關注到重慶的P2P。”他語氣很坦誠。

　　碼頭成為山城帶來繁榮，沉淀為這里的民風與文化

　　在和他見面的4個小時前，記者拜訪了當地兩位金融人士，他們打包票說：“重慶是沒有一家P2P平臺的，之前有過的都被趕出去了，不信你去查，我們認為P2P是偽創新。”不過，實際情況可能令他們失望了。

　　接近金融辦人士告訴記者，金融辦的確從未批準過一家P2P公司，但由于之前這類公司并不需要其批準，直接到工商注冊、網站備案后就開始運營了，因此重慶的確存在不少P2P平臺。近期也正在著手再次對該行業進行摸底調查。

　　重慶是全國最早對P2P行業進行風險排查的地方，所采取的手段也極其嚴苛，關停或清退出當地市場。

　　2013年中國進入互聯網金融元年，以P2P為代表的機構數量在隨后幾年井噴式增長至3000余家，各路資本瘋狂涌入使該行業名噪一時。當年3月，重慶市政府成立聯合工作組對當地的P2P公司進行明察暗訪的風險摸底。

　　當時的官方消息記錄，有5家P2P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別被重慶打擊非法集資辦公室誡勉談話，要求即刻自行停止違規業務，并自查整改。鑒于尚未發生無法兌付公眾資金的惡性事件，相關部門僅叫停五家公司的新增違規業務，并無任何行政處罰。

　　之后，重慶市金融監管部門強力叫停相關業務并要求逐筆清退現有債權債務，共計4.86億元。一家P2P公司予以注銷，外地注冊在渝開展業務的兩家公司被要求退出重慶市場，其中包括后來赴美上市，成為中國互聯網金融第一股的宜信。

　　當地一家P2P平臺的CEO告訴記者，后來陸續也有外地的機構低調進入重慶來開展業務，包括臭名昭著的e租寶也曾進過山城。“金融辦在政策上肯定不予以支持，但也不會把整個行業一下掐死，行業一些活動金融辦的領導也出席了。尤其是央行的指導意見出臺后，他們對這個行業的認識也在改變。”

　　各地互聯網金融潮如火如荼之時，重慶對其嚴防死守。當行業風險集中爆發，各地進入互聯網金融整肅期后，重慶又成為了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前沿，網絡小貸、互聯網消費金融等業態集中落地。當地的互聯網金融監管思路顯得獨樹一幟。

　　老張告訴我，重慶創新金融協會的存在意義在于組織當地平臺抱團發展。“之前，外面的機構想進來對接資產，我們也想和外面的大平臺交流經驗，但互相不知道該找誰。協會成立之后，重慶的互聯網金融才有點行業的樣子。”

　　他對重慶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節奏頗有微詞，認為已然錯過了行業爆發時期，“風口已經不在了，這里很難誕生大平臺了。”

　　老張的一位同事正在著手對重慶網貸平臺進行調研，將在9月份出臺一份行業報告，目的在于總結當地的行業現狀以及發展的掣肘因素。

　　他向記者抱怨，地處西南內陸，交流閉塞和信息滯后對當地行業發展影響頗深。他將重慶的P2P平臺劃分為國資系和草根系，國資系的平臺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交流圈，但草根系幾乎是各自為戰。“很多外面已經出事兒的玩法被當成寶貝似的，自以為是多牛逼的創新。”

　　他正在籌備一項免費的行業培訓，擬邀請全國的行業知名人士來講課，“不忍心看到這么多平臺因為無知而死去，還帶著那么多投資人，所以想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人才是重慶互聯網金融行業眼前的又一難題。前述當地P2P平臺CEO對記者說：“我帶的團隊就是一副爛牌，就拿運營來說，整個重慶真心挑不出幾個懂互聯網金融運營的人才。這里有金融的底子，但互聯網思維的底子太薄弱了。”

　　“我承認黃市長很懂金融，我接觸的幾位金融辦的領導也都很懂。但你不認為人才應該儲備在企業中嗎？最近不是傳聞領導要調到北京去嗎，如果消息真的坐實了，政府意志驅動的金融進步又會不會出現什么變化呢？”

　　黃奇帆曾將P2P公開批評為“像開賭場”，引起全國范圍的熱議。老張向記者回憶，黃在馬上消費金融公司開業當天對這一觀點進行過再闡述。老張轉述道，黃當天的措辭是嚴格控制、不許搞砸，“還是有口子，黃市長當時說得很明確，重慶支持金融機構互聯網化，也全力支持互聯網+金融，因為這是央行確定了游戲規則，銀監會批準的創新金融業態。”

　　黃奇帆曾對中國的P2P模式進行公開梳理，他質疑中國一兩年的時間里出現2000多家P2P公司，在他看來，這是形似而神不似的P2P，實際上做的是類銀行業務，偏離信息中介的定位。

　　來自零壹研究院的數據統計顯示，重慶目前有94家P2P網貸平臺，其中被第三方評判為問題平臺的有33家。

　　此時，咖啡廳的人又多了些，顯得擁擠嘈雜。街上又開始下雨，不少人選擇推遲離開的時間。老張低語沉吟道，“重慶的確不是P2P創業者的天堂，政府很明白，金融不是誰都能玩兒的。這是好事兒，也不是好事兒，得看你站在誰的角度來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