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伊始，就將“建設互聯網強國”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國策。習總書記執政至今的三年時間里，在總結我國互聯網發展實踐和世界互聯網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相繼發表了網絡主權論、網絡安全論、網絡法治與倫理論、網絡空間治理方略、網絡文化與輿情論、網絡技術發展論和網絡開放與合作論等相關重要論述，構建起適合中國未來發展和惠及全球的互聯網發展重要思想體系。

　　從辯證法和認識論的角度看，習總書記互聯網思想體系是對互聯網本質的內在和發展動力基礎的升華，揭示了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和互聯網發展的一般規律，辯證地將虛擬與現實、發展與安全、主權與開放、法治與倫理、自由與秩序等因素結合起來。這些因素互為里表，對立統一在將互聯網建設成服務全人類福祉的中心之上。

　　一、虛擬與現實論

　　習總書記提出“網絡空間是虛擬的，但運用網絡空間的主體是現實的，大家都應該遵守法律，明確各方權利義務”。虛擬性是網絡最基本的特征，數字化信息的發展造就了虛擬空間和虛擬人格等新興概念。網絡空間的虛擬性與現實之間其實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虛擬是現實利益和人格的延伸，現實則是虛擬權利義務承擔的主體。

　　互聯網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的應用離不開網絡的虛擬性，數字化和網絡化逐漸融合了傳統產業，也正是虛擬化社區讓世界成為“地球村”，在虛擬空間中，甚至可以擺脫時間和空間對人類的傳統束縛。但是，虛擬并非絕對，世界上不存在脫離現實空間的虛擬社區，也不存在缺乏現實人格基礎的網絡人格。因此，虛擬社區不是法外之地，虛擬人格也不能成為違法行為的擋箭牌。

　　習總書記提出的虛擬和現實對立統一的關系，是構建互聯網思維的基礎性理論。只有明確了虛擬與現實對立統一的關系，才能真正認識到互聯網主權、網絡安全和互聯網信息傳播的理論基礎問題。同時，虛擬現實論也將成為新時期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的倫理性基礎。

　　二、發展與安全論

　　習總書記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信息化與發展和安全的科學論斷：“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必須統一謀劃、統一部署、統一推進、統一實施。做好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處理好安全和發展的關系，做到協調一致、齊頭并進，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同時，他還不止一次地指出，網絡信息安全不僅關系到國家安全問題，而且還涉及到網民信息安全問題。

　　國家的發展需要過硬的技術，如同習總書記反復提出的“把關鍵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國經濟進入到新常態，刺激經濟發展的重任已經交給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中國改革深水期的難中之難，就是解決產業轉型問題，其中關鍵性問題就是能否在互聯網風口中把握方向。工業4.0革命在即，發展的硬道理不僅是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而是要以新的發展觀重構中國經濟。這是一個大手筆，事關黨的“兩個一百年”宏偉計劃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夢。

　　不過，技術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將其變為“阿里巴巴寶庫”還是“潘多拉盒子”，全靠使用者的智慧。網絡安全問題自始至終伴隨著網絡發展，也制約著網絡技術的進步。習總書記將信息化和現代化互為表里，新時代的現代化就是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工業革命，信息化的發展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步驟，這不僅包括社會經濟的現代化，還應包括國防與安全的現代化。習總書記將國家安全與網絡安全掛鉤，實際是科學地提升了網絡安全的戰略性地位。從國際上看，美國等西方國家甚至以網絡作為戰略手段成立了專門“戰術部隊”，近年來出現的各種“棱鏡門”計劃也再次重申了網絡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技術的發展不能以犧牲安全為代價，因此，安全與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就構成了習總書記網絡思想中最重要的基礎性論斷之一。

　　三、主權與開放論

　　習總書記將“尊重網絡主權”作為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的第一個基本原則。總書記提出，“《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是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覆蓋國與國交往各個領域，其原則和精神也應該適用于網絡空間”。網絡主權是現實國家主權在虛擬社會中的延伸，網絡空間就像是一國自己的領海、領空一樣，都受到國際法保護，是一國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在信息領域沒有雙重標準”。

　　另一方面，互聯網的本質就是“互聯互通、共享共治”，互聯網讓“地球村”成為現實。國際化和多元化也是構建互聯網命運共同體的基礎，跨國金融、國際合作、文化交流、信息傳遞等都成為互聯網國際化的基本要素。

　　尊重主權與開放合作，這兩個看似相互矛盾的概念，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總書記在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原則的論述中，將尊重網絡主權與開放合作并列為四大基本原則中的兩個。互相尊重主權是開放合作的基礎，開放合作是尊重主權的成果。網絡主權不僅包括國家主權，還可以細化分成司法主權、發展主權、傳播主權、管理主權和參與國際管理的主權等多個方面。任何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或地緣，都在共同生活的網絡空間中享有自主的權力。習總書記的主權與開放論，奠定了互聯網國際合作的基礎，是現代網絡社會中，國與國之間的新“四項基本原則”，一經提出，就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和支持。尊重主權，也就是不搞霸權，不濫用網絡優勢地位去掠奪、干涉或妨礙他國政策和自主權，這也是全世界構建互聯網命運共同體的基礎性要求。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互聯網發展領域與美國并駕齊驅。我國領導人在技術和經濟發展的這個位置上，主動提出尊重主權與開放的基本原則，有力地駁斥了“中國威脅論”，充分說明了中國式發展就是和平力量的發展，也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多極化格局的堅實力量。

　　四、法治與倫理

　　習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讓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互聯網經濟實際就是法治經濟，互聯網思維實際就是法治思維，互聯網秩序實際就是法治秩序。在習總書記主政期間，我國互聯網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三年來與互聯網立法修法有關的法律、解釋、法規、政策和各級政府的辦法、條例等多達上百部。在大數據發展、網絡侵權、著作權保護、技術創新鼓勵、網絡自律與他律方面，我國的法治進程已經趕超世界其他國家。隨著中國互聯網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我國互聯網實踐已走到世界前沿，法治工作中的法律移植已大大減少，一大批處于世界領先位置的新情況、新業態和新應用的法律制定，都是通過我國自己的互聯網實踐完成的，這樣的法治更接地氣，也更具有生命力，也為世界互聯網法治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習總書記同時指出，“要加強網絡倫理、網絡文明建設，發揮道德教化引導作用，用人類文明優秀成果滋養網絡空間、修復網絡生態”。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適用以德治國的國家，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出現“以德配天”的治國理念。新時期的以德治網就是要充分發揮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宣揚先進文化和正能量，將網絡倫理建設變為依法治網、依法辦網和依法上網的助推器。

　　眾所周知，互聯網治理的困境就在于技術發展速度太快，立法工作相對滯后。在一些存在法律空白之處，一個國家和民族多年來形成的社會倫理就成為重要的補充。倫理建設不僅是道德和文化建設，而且還應該將優良文化傳統，以及業內公認的習慣形成人人可知的公約，以網絡自律為代表的網絡倫理，補充和提升法律治理空間和層次。

　　五、秩序與自由論

　　習總書記在闡述構建良好秩序原則時，強調了自由與秩序之間的關系問題，“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目前，網絡傳播的發展已經進入到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是信息表達者，在這個人人都擁有“麥克風”的時代，網絡逐漸演變成侵權的重災區。網絡暴力、人格侮辱、商譽侵權、暴恐信息、網絡謠言等成為互聯網發展紅利帶給世界人民的“副產品”。這些網絡“負能量”和“副產品”是世界各國在信息化變革中所共同面對的問題，能否解決好，將直接決定網絡發展的成功與否，涉及到數以億計網民的合法權益。

　　習總書記辯證地將自由與秩序統一到保護網民權益的中心點上，以秩序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以法治秩序保障全體網民的自由。習總書記將網絡法治化分成“依法治網、依法辦網和依法上網”三個層面，辯證地把政府職責、網絡服務提供者責任和網民權利義務結合起來，形成了網絡法治的“有機體”。

　　（作者朱巍系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