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配合政府拆遷，常松峰和65歲的父親常振興雙雙變成了網上“通緝犯”，不得不“亡命”天涯。得知被通緝的那一刻，剛做完手術的常振興，這個一輩子受村民愛戴、曾因別人說一句共產黨壞話就跟人紅臉的忠誠黨員，一瞬間淚流滿面。“全部根源在拆遷。”鎮領導在電話中對常松峰說，如果你配合拆遷，其他事就都不是事了。父子倆清楚，因為拆遷，他們成了殺給猴子看的雞。
在拆遷屢屢拆出惡性事件，拆遷手段不斷花樣翻新的今天，這樣的事情似乎也見怪不怪了。但這不能成為我們視而不見的借口，也不能成為地方政府一再使用的手段。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并表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怎樣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當前各地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的熱潮中，應當成為干部們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發自河南林州
知道自己被網上通緝的那一天，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鎮村民常松峰正在北京一條不知名的街上。炎炎的烈日下，那個致命的電話打了過來，電話那頭出于好意的初衷并沒有絲毫減輕這頭接聽者的惶恐——在這個老實巴交的男人眼里，通緝，這個幾乎可以跟罪大惡極相等同的字眼，在電視上、報紙上、新聞里、十萬八千里遠的距離，瞬間砸落在他身上，沒得閃避。
“記住，別從車站買票回來，不要用身份證……”電話那頭還在囑咐著，常松峰回過神來，跟朋友道了謝。轉身，他向一輛空駛過來的出租車招了招手，鉆了進去。
汽車駛向北京武警總醫院，他的父親常振興剛剛在這里做完了頸椎手術，這是他們此行來北京的目的。隨后呆在北京的幾天，常松峰再沒敢回到之前入住的酒店，他一直留在醫院，直到朋友開車把父子倆捎離。
常振興坐在后座上，脖子上的固定器在顛簸的車程中戴得極不舒服，他一路上都在唉聲嘆氣，不是因為手術，這個65歲的老人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被優秀黨員干部光環包圍的自己，居然成了網上追逃的通緝犯。
“亡命”天涯
通緝令是在8月底下發的，距離現在已經將近3個月了。
這些日子以來，常松峰過著避世的生活——不回家、不見妻兒、不用身份證，極少出門，盡量不在公眾場所露面，每天的日子機械性地重復：看電視、上網、吃飯、睡覺，即便這樣，體重也在兩個多月內迅速地降下去，減少了20斤。
偶爾，他也會打個把電話，了解家里人的狀況。但這種日常的問候往往是種奢侈，因為他被當警察的朋友警告，任何試圖與家人聯系的舉動都是危險的，會暴露他的行蹤。
當然，接到他的電話對于家人來說也是奢侈的，因為他此前的手機號早已棄用，妻子張永玲沒法聯系上他，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要過多久才能在遙遠的通訊工具那頭聽一聽他的聲音，知道他還算安好。
“我已經半年沒有見過他了。”話剛出口，這個外表看起來很精干的女人眼淚突然就掉了下來。
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常松峰的惶恐和緊張在慢慢緩解，在朋友的勸解下，他有點想通了：“我既沒違法，更沒犯罪，為什么要害怕呢？”
從剛開始聽到街上呼嘯而過的警車發出的鳴笛聲就嚇得心驚肉跳想找地方躲藏，到現在終于敢到所住小區的門口透透氣，散散步，常松峰自嘲說，他可能有點習慣了。
常振興，這個一輩子受村民愛戴卻不得已因病從村支書崗位上退下來的老黨員，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成為網上追逃人員的事實。
在北京剛進行完自己人生的第二次大手術，躺在病床上，常振興得知了這個“噩耗”，這個曾因別人說一句共產黨壞話就跟人紅臉的忠誠黨員，一瞬間淚流滿面，那段時間，身邊人聽他念叨得最多的是：“沒有想到，臨老落得這樣……”
回到河南后，因父母的墳地搬遷，常振興冒險回了趟家，在一個初冬的晚上，悄悄地，“像小偷一樣”，躲著不出家門，從來不出現在一樓的廳堂里，從來不敢走到陽臺，接近窗口時永遠小心翼翼。
父子倆是同一天被“上網”的，他們習慣這么說，避免用“通緝”這個自己都很難接受的字眼。
父子倆很像，這甚至能從通緝令(公安系統內部網上的在逃人員登記信息表上)上看出來，兩人的體貌特征都是八個字的描述：大頭，三角眉，橢圓眼。雖然涉案案由風馬牛不相及，但兩人的編號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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