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配合政府拆遷，常松峰和65歲的父親常振興雙雙變成了網上“通緝犯”，不得不“亡命”天涯。得知被通緝的那一刻，剛做完手術的常振興，這個一輩子受村民愛戴、曾因別人說一句共產黨壞話就跟人紅臉的忠誠黨員，一瞬間淚流滿面。“全部根源在拆遷。”鎮領導在電話中對常松峰說，如果你配合拆遷，其他事就都不是事了。父子倆清楚，因為拆遷，他們成了殺給猴子看的雞。
在拆遷屢屢拆出惡性事件，拆遷手段不斷花樣翻新的今天，這樣的事情似乎也見怪不怪了。但這不能成為我們視而不見的借口，也不能成為地方政府一再使用的手段。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并表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怎樣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當前各地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的熱潮中，應當成為干部們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知道自己被網上通緝的那一天，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鎮村民常松峰正在北京一條不知名的街上。炎炎的烈日下，那個致命的電話打了過來，電話那頭出于好意的初衷并沒有絲毫減輕這頭接聽者的惶恐在這個老實巴交的男人眼里，通緝，這個幾乎可以跟罪大惡極相等同的字眼，在電視上、報紙上、新聞里、十萬八千里遠的距離，瞬間砸落在他身上，沒得閃避。
“記住，別從車站買票回來，不要用身份證……”電話那頭還在囑咐著，常松峰回過神來，跟朋友道了謝。轉身，他向一輛空駛過來的出租車招了招手，鉆了進去。
汽車駛向北京武警總醫院，他的父親常振興剛剛在這里做完了頸椎手術，這是他們此行來北京的目的。隨后呆在北京的幾天，常松峰再沒敢回到之前入住的酒店，他一直留在醫院，直到朋友開車把父子倆捎離。
常振興坐在后座上，脖子上的固定器在顛簸的車程中戴得極不舒服，他一路上都在唉聲嘆氣，不是因為手術，這個65歲的老人怎么也想不通，一直被優秀黨員干部光環包圍的自己，居然成了網上追逃的通緝犯。
“亡命”天涯
通緝令是在8月底下發的，距離現在已經將近3個月了。
這些日子以來，常松峰過著避世的生活不回家、不見妻兒、不用身份證，極少出門，盡量不在公眾場所露面，每天的日子機械性地重復：看電視、上網、吃飯、睡覺，即便這樣，體重也在兩個多月內迅速地降下去，減少了20斤。
偶爾，他也會打個把電話，了解家里人的狀況。但這種日常的問候往往是種奢侈，因為他被當警察的朋友警告，任何試圖與家人聯系的舉動都是危險的，會暴露他的行蹤。
當然，接到他的電話對于家人來說也是奢侈的，因為他此前的手機號早已棄用，妻子張永玲沒法聯系上他，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要過多久才能在遙遠的通訊工具那頭聽一聽他的聲音，知道他還算安好。
“我已經半年沒有見過他了。”話剛出口，這個外表看起來很精干的女人眼淚突然就掉了下來。
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常松峰的惶恐和緊張在慢慢緩解，在朋友的勸解下，他有點想通了：“我既沒違法，更沒犯罪，為什么要害怕呢？”
從剛開始聽到街上呼嘯而過的警車發出的鳴笛聲就嚇得心驚肉跳想找地方躲藏，到現在終于敢到所住小區的門口透透氣，散散步，常松峰自嘲說，他可能有點習慣了。
常振興，這個一輩子受村民愛戴卻不得已因病從村支書崗位上退下來的老黨員，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成為網上追逃人員的事實。
在北京剛進行完自己人生的第二次大手術，躺在病床上，常振興得知了這個“噩耗”，這個曾因別人說一句共產黨壞話就跟人紅臉的忠誠黨員，一瞬間淚流滿面，那段時間，身邊人聽他念叨得最多的是：“沒有想到，臨老落得這樣……”
回到河南后，因父母的墳地搬遷，常振興冒險回了趟家，在一個初冬的晚上，悄悄地，“像小偷一樣”，躲著不出家門，從來不出現在一樓的廳堂里，從來不敢走到陽臺，接近窗口時永遠小心翼翼。
父子倆是同一天被“上網”的，他們習慣這么說，避免用“通緝”這個自己都很難接受的字眼。
父子倆很像，這甚至能從通緝令(公安系統內部網上的在逃人員登記信息表上)上看出來，兩人的體貌特征都是八個字的描述：大頭，三角眉，橢圓眼。雖然涉案案由風馬牛不相及，但兩人的編號相連。
禍起拆遷
既不同于悍匪周克華殺人越貨，也不同于血洗宿舍的馬加爵，常松峰犯的事兒，是偷稅，依據“網上通緝令”，他涉嫌在2009年和2010年度偷稅12萬元。
這個指控令常松峰措手不及，2006年在姚村鎮鎮政府公開招標時中標，投資建設起姚村鎮汽車客運站幾年來，他從不知道有什么該繳的稅沒繳，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稅務所的催繳通知。
姚村鎮汽車站緊臨鎮的中心馬路，過去全部用于出租給商戶當商鋪，跟這個地方多年來形成的習慣一樣，承租的商戶負擔該房產生的各種稅負，家家如此，年年如是。
常松峰被指控的偷稅據稱問題正出在這里，有一天他接到稅務局打來的電話，告訴他商戶代繳的部分稅有問題，因為承租的商戶給他代繳稅全沒有他的名字，而是商戶自己的簽章。
他覺得這個理由很荒謬，多年以來林州出租商鋪繳稅方式向來如此，即便簽章非他本人，但稅務局并沒有遭受稅款的損失。常松峰沒有理睬。
在常松峰“亡命”天涯的兩個多月來，張永玲見得最多的人，是派出所過來的民警和鎮里負責拆遷的官員，聽得最多的話，就是“跟你老公聯系沒有？趕緊叫他回來，回來跟政府談房子的事，談好就沒事兒了”。
一開始，張永玲很生氣，她認定這些人是害得丈夫有家不能回的罪魁禍首，她總是很直沖沖地質問回去：“為什么抓他，他犯了什么罪了？”
對方回答：“偷稅漏稅都是罪。”
張永玲并不示弱：“整個姚村鎮都是這樣繳(稅)的，為什么別人沒罪，就我們有罪？”
對方：“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常家人完全清楚這種指控源于正在進行的姚村鎮拆遷，常松峰的汽車客運站剛好是這次拆遷地段的首戶。連他12歲的兒子都模糊地意識到了這點。
那次因感冒去醫院打吊瓶，看到別人都有父母陪同，兒子懇求張永玲，給爸爸打電話讓他回來吧，我想他了。這個12歲的男孩并不十分清楚家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已經有幾個月沒見到爸爸和爺爺了，他只隱隱地意識到有問題，怯生生地問：“是不是我們不拆房子，爸爸就不能回家？”
已經從村支書崗位退下來9年的常振興，則是因為涉嫌職務侵占“被上網”，網上通緝令的簽發事由是“在1997年至2004年任本村支書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將村委會的50267元現金長期占為己有”。
這在此前早有預兆。此前有一天村委會的會計曾給常振興打過電話，說不知道為什么，鎮里把1985年以后的賬目全部拿走了，要查賬。
1985年正是常振興進入村委會任職的時間，他心里明白，于是安慰會計說，放心吧，他們是沖著我來的，愿意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在此之前，常振興開辦的但十年前已停產的木糖廠，也被稅務機關翻查了歷年的納稅資料，但稽查結果卻沒有下文。
1997年木糖廠改制成功時，常振興在林州“可紅了一陣，大會小會，到處演講，作為改制的典型大力宣傳”，而正是這次改制時留的尾巴，使他遭難。
據老人自己說，改制后村委會確實有5萬多元錢，后來因為村里修水利工程，村委會缺錢，他從自己的木糖廠墊付了十幾萬元，村委會便將僅有的5萬多元抵償給他。
“一切根源在拆遷”
林州是豫晉冀三省交界處，以上個世紀修建的紅旗渠而聞名，這道開鑿天險的引水工程被譽為那個時代的奇跡。
林州市姚村鎮，省道228東南線穿鎮而過，鎮政府所在地姚村，現在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將姚村變成城市的大幅標語到處可見。
對姚村的拆遷正是源于上述省道擴建的需求，從姚村鎮鎮政府提供給法治周末記者的一份河南省發改委的批復文件中可以看到，S228東南線擬從二級公路改建為一級公路。
常松峰的汽車客運站正是姚村這次拆遷路段南側的第一戶。姚村村支書李海昌向法治周末記者介紹，這次拆遷涉及姚村300多戶人家，拆遷分段進行，目前已搬遷兩百多戶。
“臨街商鋪我們是按照同樣的平方米置換，商鋪后面的附屬按每平方米495元補償，這是嚴格按照林州市城鎮拆遷補償標準的，甚至比這個標準高，老百姓都很擁護。”李海昌說。
今年5月剛開始談拆遷時，常松峰非常配合，每次鎮里干部到家里談話，都是允諾，并很快就把出租的商鋪全部收了回來，自己請工人把汽車站門面的窗子、卷簾門都卸了。張永玲看著拆得七零八落的屋子，忍不住抱怨，常松峰安慰她：“放心，政府不會讓咱吃虧的。”
原本協商很順利，一切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不料，為了加快拆遷進度，5月15日，鎮里卻突然下了份強拆通知，要求常松峰一天之內搬遷，將于5月16日對汽車站強制拆除。
同樣列入這次拆遷范圍的姚村村民王松林回憶，5月16日鎮政府過來強拆時，因為是第一戶強拆，有兩百多名村民圍觀，最終沒有將汽車站拆除。
這份通知轉變了常松峰的態度，連續多天的車輪戰式談話也令他厭煩，次日他離開了林州。常家人猜測，正是由于他的離開，政府總也找不到他，才有了后面的“通緝令”。
村民回憶，今年8月，臨街商鋪后面的幾十畝玉米地在一夜之間被全部推倒。現在，這片還殘留著枯黃玉米桿的土地已經圈圍起來，成為施工場地，而在建的臨街新商鋪，已經封頂。記者注意到，對省道公路擴建的批復文件，日期是在今年10月。
換言之，拆遷在前，批復在后。顯然，當地鮮少人注意到這些細節。
常家的親戚也都被動員起來，他的姑父這幾個月來就頻頻得到鎮領導的“接見”，話題只有一個勸常松峰回來，趕快配合政府的拆遷工作。
林州市公安局婉拒了法治周末記者的采訪，對于網上通緝一事，更多的細節記者不得而知。但是，只公布在公安內部網上用于全國聯網核查的兩父子涉案信息，現在姚村很多村民都已經聽聞。
連派出所民警都不得不承認，在村里，問到十個人，至少有九個都會說常松峰是好人，實在。常振興也多次聽來家里談話的鎮干部拿岳飛的事例作比。
父子倆清楚，因為拆遷，他們成了殺給猴子看的雞。
過去的手機棄號之前，在外地，常松峰接到鎮領導又一次的電話：“如果不配合，對你越來越不利，只要拆了，其他問題都不是事兒。全部根源在拆遷。”(記者陳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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