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基層干部在微信中描述了其淪為“微信工作群奴”的狀態：

　　多個部門的微信工作群每日必報到并傳報相關材料；

　　他的“副包”（即包村工作副手），每次出門要帶五部工作手機，里面是各部門不同的工作系統要填報，所有手機24小時保持開機……

　　說實話，想想那個場景，如果僅僅讓我“照料”五六部手機，在長期的基層工作中保證手機不遺失、維持其24小時不間斷運作、不搞混各手機的“娘家”，就已經很頭大了，而這些基層干部，還得每天應付來電來信、落實工作要求，真是大寫的“服”。

　　“現代辦公條件”成為基層干部的“坑”

　　手機APP、微信群等“現代辦公工具”為什么會成為基層干部的“坑”呢？先來看看這位干部是怎么說的。“六點起床，趕到村里八點多。從昨天晚上十一點多睡覺到現在的功夫，微信工作群的信息已經爆炸了……”

　　他隨便就列出了所謂“比較重要”的工作群：鄉鎮工作群、鄉村工作群、某縣醫保群、某縣農保工作群、某縣衛生計生群、秀美某縣、某縣環境衛生群、某縣扶貧攻堅群、某鄉黨建工作群、某縣扶貧第一書記群、某村村民群、某村黨支部交流學習群……

　　而他的副包，也就是另一個包村干部，則排開一桌的手機。這位干部調侃：“出現這畫面只有兩種人，一種是修手機的，一種就是我們鄉村干部了。”

　　這么多手機是干什么的？

　　綜治網格員專用手機、統計員專用手機、扶貧干部專用手機、農業綜合服務員專用手機、紀檢干部專用手機……

　　在外人看來，上級發手機似乎是一種“福利”，但這種“福利”對基層干部來說，卻是沉重的負擔。走到哪里，這些手機都得有一個專門的“手機包”，光重量就有得罪受了。而這些手機內存小、運行慢，預裝了大量APP，操作起來慢得令人發指。

　　由于每天應付手機APP系統和各種各樣的“微信工作群”，讓部分鄉村基層干部主要精力放在了應付手機上，工作沉不下去。一些上級負責人也把工作群作為開展工作的捷徑，不再下鄉到村了解情況，需要什么原始素材，直接讓鄉村干部通過手機報上來。

　　“工作留痕”簡單化致基層干部壓力增大

　　在我看來，基層干部被這么多工作群和手機所綁架，很大原因在于相關部門對“痕跡化管理”的形式主義化。

　　這位干部這樣描述他們的下鄉狀況：

　　“現在去下鄉，進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會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掛點的貧困戶家去和他合個影，然后再找手機信號、找GPS信號，因為要手機扶貧APP簽到，上傳幫扶日志和照片。這叫：工作留痕。”

　　這個工作留痕，其實就是方便上級對基層干部的檢查管理：有照片、有定位、有記錄，是對“合格干部”的要求。留下這些痕跡，至少表明了干部到了工作地點，開展了相關工作。

　　“但你叫人家群眾怎么看？早上起來一開門，跑來個傻干部，抓著就照相，然后埋頭玩幾下手機，簡單說幾句話，就跑人了，敢情我就是一個拍照的吉祥物啊？作秀意思太重了吧？”這位干部對群眾反應的猜測，其實應當是群眾的正常反應。

　　正是對“工作留痕”的要求過于簡單化，不考慮基層工作的實際情況，甚至不考慮基層使用“高科技手段”的客觀條件，生生把“加強管理”的好經給念歪了。

　　別讓工具綁架基層干部的工作

　　過去是滿天飛的各種表格，現在是滿屏的各種工作群。形式變了，但形式主義的本質沒有變。以現代化辦公的名義搞形式主義，新瓶裝的還是那些舊酒。

　　再往深里講，這位基層干部的“吐槽”，可能只是基層干部苦于各種應付式工作的一斑，卻可以從中窺見一些機關部門的形式主義甚至官僚主義作風并沒有消失。但是，并不容易從中說他們搞了形式主義，為什么？因為形式上抓得更“實”了。

　　你說與群眾照相上傳是形式主義，他說這是加強管理，這樣能證明干部到了村入了戶，有利于工作落“實”。你說工作群天天報各種材料是形式主義，他說這是上級掌握基層“實”情而出的“實招”。

　　你說非得讓干部漫山遍野找信號上傳材料是形式主義，他說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當地通信條件的困難。我想，手機APP、微信工作群等現代化的信息手段，準確有效的使用，可以提高基層的工作效率，甚至減輕基層干部的工作負擔。但是，工具的使用不可本末倒置。如果用于提高效率的工具反成為基層干部的負擔，那么，肯定是措施設計上出了問題。

　　以專用手機為例。每個部門如果都發個專用手機，里面裝一個工作APP，這么多的部門，要讓基層帶多少的手機？

　　如果真有安裝工作APP的必要，何不只要求安裝APP而不用專用手機？或者縣級進行整合發一個專用工作手機，各部門的APP都裝在一個手機上？更不要說各部門用財政經費招標購買手機所造成的浪費和可能的尋租風險了。

　　我想，那位基層干部希望的，上級部門“多接一點地氣，少一些套路”，不要讓干部“從人民公仆，變成‘手機奴仆’‘微信工作群奴’”。這大概也是基層干部的共同心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