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海外名校的女碩士，回國后一頭扎進農村的垃圾堆中，這究竟是為什么？就連當地的村民遠遠地看著她，也十分不理解，好奇地問來到這里的紅星新聞記者：這個人是不是瘋了？

　　但對陳立雯來說，這是一場嚴肅認真的垃圾分類“實驗”。

　　在大多數人的觀念里，垃圾是骯臟的，人們丟棄它、遠離它。但陳立雯不這么看，在她的邏輯里，“垃圾是由人產生的，我實際不是在和垃圾打交道，是在和人打交道。”

　　這個女子到底有多癡迷撿垃圾？她已經和垃圾打了超過8年的交道，還在認認真真地“撿垃圾”。

　　她的心中，有一個“垃圾夢”。

　　愛上“撿垃圾”的陳立雯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癡迷“撿垃圾”的女子

　　從北京“追”垃圾，一直“追”到了河南農村

　　從2009年研究生畢業算起，陳立雯和垃圾打交道已經超過八年。她本科念的英語，研究生讀外國文學，結果畢業時，她沒有選擇與專業相關的工作，而是進入一家在北京注冊的環保組織。按她的說法，“當年就是覺得這個概念特別美好。”

　　這之后，她的名字和調研垃圾流向、監督垃圾焚燒聯系在一起，她曾經和拾荒者待在一起長達半年，以致“全北京收破爛的至少有一半認識我。”她也曾整日待在垃圾焚燒廠，衣服上的味道根本散不掉，“回家的時候地鐵晚高峰很擠，但別人還是要和我保持距離。”

　　2015年，她出國深造，到美國名校南加州大學學習環境史，論文正在修改，她就回國做起了老本行，而且跑到了農村。

　　陳立雯試點的大王莊隸屬邢鋪村，是河南平頂山市的一個近郊村莊。

　　河南的十月還不太冷。邢鋪村的農田里，玉米已經收獲，冬小麥才灑下種子，剛犁過的土地透露出一種古樸的規整。電三輪車沿著村間公路向前駛去，落日的余暉透過楊樹林打在陳立雯臉上，光影斑駁，她說：“有我小時候的感覺。”她坐在后座上，神色頗為享受，但目光不曾遠離道路前方。很快，一堆垃圾在視線盡頭出現，她的眉頭也皺了起來。

　　垃圾堆就在道路一旁，有食品袋、瓶子、化肥袋還有蓋房剩下的建筑垃圾，北方風大，有塑料袋被吹起掛在旁邊的果樹上。垃圾堆邊緣露出黑色的痕跡，陳立雯告訴紅星新聞，“這說明垃圾曾經被露天焚燒過。”

　　村里，路邊上的垃圾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這只是沿街眾多垃圾堆的一個，還有一個更大的，堆在村后的泄洪渠里，長度超過十米。據村民講，每次上游水庫放水，這些垃圾就順著渠被沖到下游的河道里，滿河道都是。

　　王遂陽是大王莊村民小組的小組長，70多歲的他說：“就村東頭那個池塘，過去都是吃水的地方，你再看看現在，小孩子吃的五顏六色的東西，包裝隨手就丟進去了。”

　　陳立雯說，某種程度上，現代化正在使農村的垃圾量成倍增長。“過去農村家家都養家禽動物，廚余垃圾自己就能消化掉，而現在很多家建起了二層小樓，院內做了地面硬化，不再養動物了，廚余垃圾自然就增多了。還有網購的興起等等，都是促使垃圾不斷增多的原因。”

　　村后的垃圾溝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農村的撿垃圾日常“實驗”

　　垃圾分類，村民交費，一個老人騎三輪車來拉

　　在河南平頂山邢鋪村，陳立雯總是隨身帶著兩件東西：一個本，還有一個小夾子。收垃圾的時候，她用夾子翻看村民的垃圾有沒有分類，分的是否精細；而在本子上，她記下村上哪里還有垃圾，有哪些垃圾。

　　如果你問陳立雯垃圾回收不分類有哪些危害，陳立雯可以輕易羅列超過20條，“可以這么說，除了簡單粗暴省事，混合回收沒有任何優點。”

　　在陳立雯來之前，大王莊村民李發珍就帶著大家搞過垃圾分類，但仍然遇到了不少問題，陳立雯這次來，主要是幫李發珍把工作細化。

　　村里的垃圾分類“三劍客：（左起）陳立雯、帶著小孩的李發珍、李遂正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李發珍告訴紅星新聞，當年從廣西桂林嫁過來的她，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起初對這里垃圾隨意傾倒的行為感到完全不能理解，“垃圾就隨便一扔，堆得多了，就一把火燒了，但煙味能持續一兩天。”她家的房子在下風向，每當煙的味道飄過來，她就帶著孩子沖出家門，這使得她最終下定決心來做這件事。

　　考慮到農民的習慣，李發珍沒有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標準來分類。她選擇按照可漚肥和不可漚肥的分類，廚余垃圾堆肥，其實是農村過去傳統的做法。收垃圾的過程并不復雜，每家準備可漚肥和不可漚兩個桶，然后農藥瓶、節能燈、電池這種有毒有害的垃圾再單獨擺在桶外面。

　　村里每家的垃圾被要求分為可漚和不可漚兩個桶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每天下午3：30，村里負責收垃圾的李遂正老人準時從家里出發，騎著電動三輪車，挨家挨戶收垃圾，每天收半個村子的垃圾。

　　李遂正在村里收垃圾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在分類回收后，可漚肥的廚余垃圾被就地堆肥，發酵好的肥料被返還給大王莊村民用來種地；不可漚肥的垃圾中，可以進入廢品回收的瓶子、紙張、金屬則被李遂正老人再次人工挑選出來賣錢；最后，無法處理的塑料袋、食品包裝這些，則被他用三輪車拉到較遠的一個市政垃圾桶，進入城市現有的垃圾回收體系。

　　作為報酬，村民每人每月交2元垃圾費，用來償付老人的工資，每月800元。在陳立雯看來，李發珍的工作實際上無形中完成了對很多先進理念的實踐，“她的經費來源實際上完全來源于自籌，村民交垃圾費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踐行污染者的付費理念。”

　　紅星新聞記者跟隨老人收了兩天垃圾。通過這樣的方法，最后需要集中處理的垃圾，從體積上減量超過一半，如果從重量上計算，因為廚余垃圾較沉，比例還會更高。

　　清理垃圾的李遂正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對當地垃圾分類親力親為

　　拜訪鄉長，給村民宣講，終于得到回應

　　盡管實踐的效果很好，但村民的參與度卻一直不是很好。“很多人都在觀望，”而且后來李發珍發現，有些和自己關系好的人家，只交錢卻不分類，“就是表示下支持。”也有的人家是只分類卻說什么也不交錢。

　　鄉上也有具體的困難。曹鎮鄉辦公室主任張國輝告訴紅星新聞，鄉政府之前對垃圾回收進村進行過論證，預算做出來是兩百多萬，鄉上實在負擔不起。“鄉政府每年的預算并沒有專門的垃圾清運費用。現在我們請清運公司每年48萬，都是自籌的。”

　　邢鋪村隸屬曹鎮鄉，下面邢鋪自然村、大王莊、黑莊、劉樓四個村子沿著公路“北曹線”依次分布。鄉里安排的垃圾清運，只負責每村一個一共四個大型垃圾桶的清運。問題是這些垃圾桶的位置都在村外，以大王莊為例，從村子中間位置步行到垃圾箱旁，單程就需要15分鐘。

　　雖然村里的道路上有警告牌，還是有人亂扔垃圾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陳立雯認為，垃圾是由人產生的，解決垃圾分類的問題還是要做人的工作。

　　于是，她去見鄉長，拿著計算好的預算去“要錢”，一點點給對方講，“垃圾減量后，清運公司的成本更低，自然政府的投入就會更少。”她去爭取村委支持時，給對方一點點講道理，“把垃圾治好，既能贏得民心，也能贏得政績。”

　　陳立雯提倡垃圾分類，她說：“不加分類的集中化回收處理，是一種最簡單粗暴的處理手段，這樣看似最省事，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只是實現了垃圾從眼前的轉移，而不是回收。最終，混合垃圾或者通過填埋，或者通過焚燒，都要對環境產生污染，實際上最終還是要反作用到垃圾的產生者身上。”

　　碰見村民，陳立雯也愿意和他們聊些垃圾分類的知識。她給村民講這些年她調研垃圾填埋廠周圍的惡臭，以及不經過分類，垃圾焚燒廠對人體健康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有人悄悄告訴她，說村民不比大城市的人，辦不成這事。她笑著回應：“我從北京來的，有的人垃圾分類分的還不如你們呢。”陳立雯迫切地在村子里動員熱心村民，在她看來，熱心是對公共事務參與的前提。

　　陳立雯（左）在給村民宣講垃圾分類的好處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她的熱情得到了反饋和回應。

　　11月3日，邢鋪村小學，村委副書記陶付才宣布邢鋪行政村全面推進垃圾分類回收工作，并且宣布村委會無償提供一塊土地用以建設堆肥場。陶書記說：“人家一個外人都這么熱心，我們再不表示表示就太不合適了。”

　　村委副書記陶付才領著陳立雯看準備設為堆肥場的土地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持續進行的“垃圾夢”

　　她清楚，垃圾分類不是靠她一個人

　　來到邢鋪村后，陳立雯已經利用之前公益日籌集的錢為收垃圾的李遂正老人換了一輛新車，還給堆肥地改造籌集到一筆錢。但她說，這些都不是重點，就如同垃圾分類的推廣，不在于購置多少個分類垃圾桶，她始終相信人才是關鍵。

　　結束了白天的工作，晚上陳立雯時常獨自思考。她告訴紅星新聞，她也曾設想這件事究竟能做到哪一步，以及離開后，這件事還能不能做下去。

　　在來河南之前，10月，陳立雯離開了河北淶水的南峪村。這是她回國后到的第一個試點村，她在那里待了三個多月，走的時候，村上的垃圾分類已經搞得有模有樣。離開南峪時，她不是沒有擔心，這么多年的經驗告訴她，每個人的環節都不能出問題，“比如收垃圾的保潔員如果沒把好關，或者垃圾清運公司把分好類的垃圾又混合了，只要被發現一次，就前功盡棄了。”走之前，她天天找書記，直到對方拍著胸脯保證親自抓這件事。

　　陳立雯和李遂正在交談，李遂正的垃圾車分隔成三個區域，前方為可以回收賣錢的可回收物，后排左側為不可漚垃圾，右側為可漚的廚余垃圾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她心里明白，垃圾分類不是靠她一個人，而是靠每個人，“垃圾分類這件事，只有我們離開那個地方時還能繼續運行，才算是真的小有所成。而要大有所成，就是垃圾強制分類的那一天。”

　　晚上，村上有人放了一首美國鄉村民謠歌手約翰·丹佛的《鄉村路帶我回家》，聽到音樂，陳立雯立刻從房間里走出來，說這是她最喜歡的歌曲之一。陳立雯閉上眼睛，月光如水，一個持續超過8年的“垃圾夢”，繼續在她的腦海中展開。

　　陳立雯繼續做著她的“垃圾夢”圖片來源：紅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