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社區自治，提升基層治理水平
長期關注鄉村治理的“三農”專家賀雪峰認為，由于社會流動的常態化、熟人社會的逐漸解體等原因，鄰里守望、村規民約、禮俗習慣、村莊輿論等傳統約束機制的作用漸趨弱化。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農村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一些地方甚至出現黑惡勢力介入鄉村治理。
完善、創新村民自治，是當下農村社區走出治理困境的應對之方。記者在河南鄧州市張村鎮朱營村村委會墻上看到一幅漫畫，漫畫上“農村問題”被畫成一把鎖，鎖鼻上掛著六把金鑰匙，分別代表“四議兩公開”的每一道步驟。村支書朱道強說，“六把鑰匙開一把鎖”，“四議兩公開”已成為村里議事辦事的鐵章程。
所謂“四議”，就是村里重大事項決策，都先由黨支部提議，再交村兩委商議，然后交黨員大會審議，最后由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大會作決議，“兩公開”即決議形成后，公示并征求群眾意見，實施結果也要公示。
在鄧州市陶營鄉朱西村，為方便村民參與村務、發表意見，村里引入電話表決、視頻表決、微信表決、電子郵件表決等多種形式，無論村民是否在家，都能夠通過各種途徑表達意見，實現民主決策。
南京市六合區金牛湖街道趙壩村天一下雨，道路就泥濘不堪，連自行車都推不過去。如何改變現狀?2007年3月6日晚，村民們聚集在趙永權家，社區干部列席，34位村民代表選舉成立趙壩“農民議會”。農戶代表對13名候選人投票，差額選舉產生了9名議員。這是南京市第一個在自然村成立的自治組織。
“也有叫我們‘板凳議會’、‘田間議會’的。一般每月開一次會，議一議村里的大事小情。我們是‘三無’議員：無官銜、無報酬、無任期。”議員卞有槽介紹，“農民議會”是對村民負責的服務型民間組織而不是行政化的組織，議員們都是熱心集體公益、有一定文化和威信的村民。按《趙壩農民議會議事準則》等，議會每兩年改選一次，既有準入機制，也有彈劾程序。
如今的趙壩，水溝不臭了，路面硬化了，路燈亮起來了……昔日的淤泥塘變成一池綠水，倒映著成蔭綠樹。“農民議會”不斷提出一個個議題，經過民主協商和表決，大大小小的議題被付諸行動，趙壩人居環境大大改善。
走進成都市溫江區萬春鎮幸福村，以獨立三層小樓圍合而成的幸福田園一期，因保留了川西民居的生態林盤、田園、水系，而成為市民休閑度假好去處。幸福村黨總支書記郭建平說，農民集中建房應尊重農民主體地位，2013年以來，幸福村已建成2期幸福田園，靠的就是全程村民自治。
幸福田園一期項目由農民股份經濟合作社負責牽頭推進，并民主選舉產生項目議事會、監事會，全程負責項目實施，從而在不失去土地資源、不改變社區原有社會生態的前提下，完成就地城鎮化，實現由農民向市民、分散向集中轉化。
最近，記者再次來到幸福村，發現幸福田園有了升級版。水立方公園、生態濕地、鄉村酒店、開心農場、健身綠道……一條400米長的全新柏油馬路，將幸福從一期延伸到二期。
“我們改變過去‘先由政府制定出來，再由村民來選擇’的項目實施方式，而是先就參不參與、新村布局、分配標準等問題，反復逐戶征求群眾意愿。”郭建平說，分配、安置、建設方案形成后，經村民議事會討論形成決議，“群眾話語權得到尊重，主動參與熱情很高”。
2014年12月，安徽省首家注冊成功、以“土地”命名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在肥西縣官亭鎮新民社區掛牌成立。據新民社區黨支部書記黃世兵介紹，作為土地確權試點地之一的新民社區，是在2012年新民村整村推進建設新家園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社區，因集中興建安置點而新增數千畝耕地，土地確權時不能按原有的田塊進行“確證、確權、確地”。為此，該社區在尊重居民意愿、充分協商的基礎上，籌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很容易就解決了新增耕地的確權問題。
合肥市包河區義城街道的居民多為“洗腳上岸”的漁民和農民，拆遷安置上的一碗水能否端平直接影響這一社區的和諧穩定。正在進行的康園二期回遷安置中，村(居)務監督委起到了重要作用。從身份認定、選房介導、填表、簽認再到錄像取證，全都由村民代表自主操作，并全程公開。塘西村村民孫維傳遺憾未能中簽，然而他并不抱怨：“陽光回遷，咱們村民互相監督，沒抽中也心服口服。”
義城街道副書記李愛文坦言，以前回遷安置，往往政府包辦，村民缺乏自由度，沒有決策權，造成矛盾糾紛頻發。如今農村社區真正發展起村民自治組織，很多老大難的問題迎刃而解。
放權于社會，探索多元共治之路
當前，農村社區和社會日益開放。在農村社區建設中，亟須進一步厘清政社關系，切實放權于社會，放權于社區。針對短板，一些地方暢通多元主體參與農村社區建設渠道，推動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組織、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通過購買服務、直接資助、以獎代補、公益創投等方式，支持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支持專業化社會服務組織到農村開展服務。
江西積極組織外出發展人員和退休回鄉人員參與農村社區建設。在九江市都昌縣，成立了以老黨員、老干部、老復員軍人、老教師、老農民“五老”為主體的社區志愿者協會。
被評為“江西省農村村落社區建設先進個人”的劉永泰，長期連任石城縣豐山鄉福村社區志愿者協會會長。危舊土坯房改造申請、低保戶補助申請等社區居民大小事都是由劉永泰一手辦理。他還組織社區義務巡邏隊，福村社區近年來沒發生小偷小摸等違法犯罪案件。
在江西、山西、浙江、四川等地一些農村社區，活躍著新鄉工(鄉村社工)群體，這一生力軍促進了農村社區服務的標準化、精細化。
在浙江杭州市余杭區，千余名鄉村社工早已扎根全區188個村，通過“村民事務全程代理制”，為農村社區居民提供“家門口”式的服務。“村民的建房、求學、計生、工商營業執照辦理等事務，都在代理范圍之內。足不出村，便可享受貼心服務，那服務可是五星級的。”家住余杭上環橋村的陳洪亮說。
據了解，2007年5月，余杭區被民政部命名為“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區”;2012年1月，余杭區《農村社區公共服務規范》正式實施，在國內率先提出鄉村社工和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量化標準，還創新建立了第三方評價體系。
半月談記者從余杭區民政局了解到，全區1000戶以上的農村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站按6名社工配備，以下的按5名配備。村干部和大學生村官符合條件的直接聘用，其他人員實行選聘。專職社工的年平均工資可達5萬元左右，其中，由區級財政補助50%，鄉(鎮、街道)補助50%。
四川成都郫縣晨光社區引進專業社工機構打造專業社工項目，通過近2年的努力，目前初步實現社會管理全覆蓋、社會服務零距離。“我們社區是拆遷安置的涉農社區，以前各種問題和矛盾都很多，村鄉干部平時輕易不敢進社區。”晨光社區黨總支書記張莉說，社區專門引進郫縣明德社會工作服務發展中心，重點對社區社會服務組織進行孵化和培育。
“最初在我們家訪的時候，不少人認為我們是搞傳銷的，馬上就把門關了。”“中國最美社工”、明德社工負責人張洪斌說，有時候，他甚至拿條凳子坐下先聽居民發泄，說完之后再慢慢地解釋，并給他們提供幫助。
在晨光社區，社工、社區社會組織、志愿者服務聯動機制正在形成。在明德社工的示范和牽引帶動下，不少社區居民參與進來，成為社區熱心志愿者，孩子們也組建了向日葵小分隊，為社區事務奔走忙碌。(專題調研記者：陳諾 李松 葉含勇 許茹 甘泉 宋曉東 張興軍 潘林青 郭強)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