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13億中國人的生活正在走向富裕，而嚴峻的生態形勢卻向我們敲響了警鐘。
由于長期施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我國承受著傳統發展模式給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
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這標志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自2009年開始，以北京大學楊開忠教授為首席科學家的北京大學中國生態文明指數（Ecology Civilization Index，ECI）研究小組開始對各省區市生態文明水平進行研究，并推出相關報告。近日，研究組再次推出《2014年中國省市區生態文明水平報告》，報告結合我國生態文明發展的特點和需求，尤其是人們對于環境質量關注的提升，在以往的研究方法基礎上，加入了以空氣質量水平為核心指標的環境質量指數（EQI），讓報告更接“地氣”，也更為貼近中國的現實。
首次將“環境質量”納入評價范圍
《2014年中國省市區生態文明水平報告》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區域協調發展與政策研究”（批準號07&ZD010）研究成果之一。在這份代表國家社科研究高水平的報告中，有兩個重要指標：生態效率指數（EEI）和環境質量指數（EQI）。報告采用數據為各省份2013年相關數據。
生態效率指數是衡量一個地區消耗單位生態資源所換取的經濟發展程度，表征了一個地區生態資源的利用效率。環境質量指數則是衡量一個地區的自然環境遭受污染的程度以及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狀況的指標。
楊開忠向記者介紹，往年的生態文明指數（ECI）單純強調經濟活動對全球生態沖擊程度的最小化，實際上只包括生態效率指標，忽視了地方自然環境質量的好壞。這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2002年—2012年我國突出強調節能降耗減排的要求。
然而，隨著近年環境污染嚴重加劇，尤其是空氣污染形勢嚴峻，霧霾頻現，人們的身體健康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為切實改善環境質量，2013年9月，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提出了到2017年的治理目標及行動措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再一次強調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與人們身體健康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點。
為適應人們對生態文明發展的新期待和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要求，進一步體現生態文明以人為本的原則，本次報告中，該研究組嘗試在原有生態文明指數的基礎上，在兼顧生態效率的同時，將環境質量因素納入生態文明評價的范圍，進而使生態文明指數更加完善。
研究組在總體考察和研究了目前我國公開公布的環境質量數據狀況后，將空氣質量綜合指數（AQII）作為核心指標用來表征環境質量狀況。“僅采用AQII表征環境質量狀況并不意味著水環境、土壤環境等自然環境質量不重要，而是由于空氣污染對于人們身體健康影響最為直接，對于環境質量具有極強的代表性。”楊開忠說。此外，在數據方面，我國水污染主要是流域監測數據，很難劃分到省市區一級，影響了數據的可獲得性。
研究組將標準化后的生態效率指數和環境質量指數加權合并（兩者的權重分別為0.3和0.7），便得到修正后的2013年生態文明指數（ECI）。楊開忠表示，生態效率指數衡量的是一個地區人口的自然資源消費，其影響不局限于本地；而環境質量指數是一個本地概念，直接反映了本地空氣質量對人們健康的影響，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更為相關，因此，研究組賦予環境質量指數更大的權重。
東部七省市入圍前十名
在“2013年中國省市區生態文明水平排名”榜單中，前3位（福建、海南和上海）均在我國東部，而且在前10名中，有7個（福建、海南、上海、北京、廣東、浙江、江蘇）都在東部。
在“2013年中國省市區生態文明水平排名”榜單中，福建、海南和上海位列前3名。第4名到第10名分別為北京、廣東、浙江、江蘇、重慶、云南、貴州。
值得關注的是，前3位均在我國東部，而且在前10名的省份中，有7個（福建、海南、上海、北京、廣東、浙江、江蘇）都在東部，其他3個在西部。
“生態文明排名取決于生態效率和環境質量兩方面。GDP只是通過生態效率而間接影響生態文明水平的高低，即單位GDP產生的生態沖擊越小，生態效率越高。從這種意義上，生態文明水平與GDP高低有一定的關系。”楊開忠說。
在楊開忠看來，東部省份在生態效率方面存在較大優勢，部分省市在環境質量方面也位居上游，比如福建、海南等地，這些地方整體生態文明水平高是正常的。雖然大部分西部省份在環境質量方面表現突出，但由于生態效率較低，影響了整體生態文明水平。
福建取代北京，生態文明排第一
此次生態文明水平排名，福建取代多年來高居榜單第一位的北京成為“新霸主”，其生態效率指數排名第7、環境質量指數排名第2，兩方面均名列前茅，頗讓人感覺意外；但是分析福建2013年環境和經濟發展狀況后發現，福建成為第一也是必然。
福建省政府日前公布的《2013福建省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3年，福建12條主要河流水質狀況為優，森林覆蓋率65.95%，繼續位居全國首位。在城市環境空氣質量方面，2013年福建省23個城市按GB3095—1996評價，均達到或優于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各城市平均達標天數比例為99.5%。公報提出，福建省環境質量持續保持優良，生態環境狀況指數繼續保持全國前列。
不僅環境狀況突出，福建的經濟發展也不甘落后。在全國31個省份2013年GDP排名中，福建位列第11名。
楊開忠表示，“一些西部地區，雖然環境質量很好，但是單位GDP產生的沖擊很大，生態效率并不高。而福建不僅生態環境很好，而且生態效率也不低。這兩個因素使得福建高居榜首。”
不過，研究組也發現，福建省存在第二產業為主導、高耗能行業快速增長的產業隱患。為此，楊開忠通過記者向福建省建議：要繼續保持生態文明水平的領先位置，福建省需要堅持綜合平衡的發展方向，在維護良好的自然環境質量的同時，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著力發展輕工業和服務業，不斷提升生態效率水平。
北京首次跌出前三名
河北排名最后
據楊開忠介紹，導致北京排名位次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在今年的評價中加入了環境質量的考量。北京的生態效率非常突出，但環境質量表現欠佳。
有意思的是，多年來一直高居榜首的北京，此次僅位居第4位。
據楊開忠介紹，導致北京排名位次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在今年的評價中加入了環境質量的考量。“我們測算過，如果生態效率的權重高一點，達到0.35，北京就會排到第一位。因為相對于各個地方，北京的生態效率非常突出，所以這個排名只有在環境質量權重比較高的情況下，北京才排到第4位。”楊開忠說。
而讓人意外的是，毗鄰北京、同樣飽受“霧霾”困擾的河北省卻排在了最后一位。
楊開忠告訴記者：“就河北而言，跟北京的差別，首先來自于生態效率。北京的生態效率比河北要高得多，這個生態效率跟北京的產能結構密切相關。而河北的產能結構，重化工產業比較多，能源消耗比較大，污染比較大，相應的，生態沖擊也比較大，再加上河北的生產技術總體比較落后，就決定了河北省的生態效率低于北京；其次河北省的環境質量也比北京糟糕。因此排在最后一位也在情理之中。”
全國30個省份被分類“提醒”
研究組提醒：北京、浙江、江蘇等省份應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著重把環境保護和滿足人們對高品質生活的需求作為發展的重點。內蒙古、寧夏、山西等省份應著重轉變生產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水平、促進生態效率的提升。
研究組認為，由于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程度、人口消費結構、科學技術水平等方面的差異，生態效率和環境質量這兩個要素對各省份生態文明的貢獻比重和影響作用不盡相同。
根據生態文明指數、生態效率指數、環境質量指數三項排名及其關系，研究組將30個省份分為五類：綜合平衡型、環境質量主導型、環境質量制約型、生態效率主導型、生態效率制約型。楊開忠通過記者提醒：不同類型的省份應有針對性地確定建設重點，朝著生態效率和環境質量全面提升的生態文明方向發展。
綜合平衡型省份的生態效率與環境質量對生態文明指數的影響程度相近，而影響方向相反，即一個要素對生態文明發揮正向拉動作用，另一個要素發揮負向制約作用。課題組建議：這類省份應著重關注和提升負向制約要素的水平。例如廣東、山東、湖南等省份應著重提升環境質量水平，而重慶、廣西、安徽等省份應著重提升生態效率水平。
對于環境質量主導型省份來說，環境質量極大地推動了生態文明水平的提高。這類省份的環境質量突出，有利于人們的生存健康。但相對來說，生態效率水平較低，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不高，從長遠看，不利于經濟、社會、自然的可持續發展。課題組建議：這類省份應著力促進發展方式轉型，提升技術與管理水平，逐步提高生態效率水平，進而總體提升生態文明水平。典型省份包括海南、云南、貴州等。
對于環境質量制約型省份來說，環境質量直接制約了生態文明水平的提高。這類省份往往具有相對較高的生態效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也很高，但同時環境質量較差、環境問題突出。課題組建議：提升環境質量是這類省份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典型省份包括天津、河南、河北等。
對生態效率主導型省份來說，生態效率極大地提升了生態文明水平。這類省份擁有較高的資源利用效率，經濟發達，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人們的物質生活相對豐裕。但高速經濟發展的代價是產生了威脅人們健康的環境污染，因此環境質量水平往往較低。課題組建議：這類省份應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著重把環境保護和滿足人們對高品質生活的需求作為發展的重點，營造健康舒適的生存和生活環境，促進區域生態文明的均衡發展。典型省份包括北京、浙江、江蘇。
對生態效率制約型的省份來說，其生態效率極大地制約了生態文明水平的提升。這類省份的生態效率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利用效率都較低。課題組建議：著重轉變生產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水平、促進生態效率的提升，應是這類省份生態文明建設的重點。典型省份包括內蒙古、寧夏、山西。（記者 王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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