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走出去能否為外儲“消腫”
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3.95萬億美元，預計這一數字到今年年底突破4萬億美元已無懸念。而在2006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才剛剛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7年間，外匯儲備增長了近3倍。
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非洲訪問時說道：“對外貿易不平衡狀態損害了中國的宏觀經濟，巨額的外匯儲備已經是我們沉重負擔。因為外匯儲備將變成本國的基礎貨幣，長期來看會導致通貨膨脹。”
外匯儲備是指一國政府所持有的外國可兌換貨幣及其他短期金融資產，它是當前國際儲備中最重要、最活躍的部分。
中國的外匯儲備從1990年突破百億美元大關以后，外匯儲備每上一個臺階，都在理論界引發爭論。這一次，外匯儲備是多是少、是福是禍的爭論，不再是從學界與市場上傳出，而是來自國家領導人的表態。
總理如此明確地談外匯儲備的利弊，并對外匯儲備進行定性判斷極其少見。此后，理論界開始猜測中國的外匯政策會不會發生一些改變。但無論如何，巨額外匯儲備已成為中國負擔，如何“消腫”以避免誘發更大經濟風險已是當務之急。
全球三分之一外儲都在中國
曾幾何時，我國曾是外匯短缺的國家。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外匯儲備大多數年份都在2億美元以下，最多時不到10億美元。改革開放后外匯儲備規模呈現跳躍式上升，分別于1990年、1996年、2006年突破百億、千億和萬億美元大關。
謝太峰，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十幾年前曾公派留學法國，當時他帶回了一些法郎和美元，用作投資以保值增值。
2005年人民幣開始步入升值通道，他毫不猶豫將手中的法郎和美元全部兌換成了人民幣。作為資深金融界專家，他深諳貨幣保值增值的要訣。其實，不僅是業內人士，當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連普通老百姓都不愿再持有外匯，都一股腦兒賣給了國家銀行。
這樣做的結果，是直接導致我國外匯儲備短期內巨額增長的因素之一。從2005年人民幣開始升值至今，10年間，中國經歷了從“藏匯于民”到“藏匯于國”嬗變，仍繼續穩坐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國家的交椅。目前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占全世界外儲總量的1/3，比世界第二的日本要高出2.85萬億美元。
據介紹，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中幣種結構比重為美元65％、歐元26%、英鎊5%、日元3%左右，與全球情況基本一致。導致中國巨額外匯儲備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貴州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元龍向記者表示，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持續順差，是近年來中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的主要原因。
在謝太峰看來，外匯儲備增加就是人民幣漸進式升值的后果。謝太峰告訴記者，有多少外匯儲備，中央銀行就要投放等額的貨幣，這是中國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的重要因素。“這樣必然造成國內貨幣投放量的增加，造成了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
今年3月底，中國的廣義貨幣（M2）余額為116.07萬億元，相比國際而言，中國已經是最大的貨幣發行國。美國的M2（廣義貨幣）折合成人民幣才70萬億左右。
“本來我國的人民幣升值是為了抑制國內通貨膨脹，但是漸進式升值的結果最后卻造成了潛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謝太峰說，除了通脹，也將導致資產泡沫、主權風險等。
中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以及高于常規水平的規模，孕育著巨大的風險，尤其是美元貶值已造成我國外儲資產縮水。
據王元龍介紹，中國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海外高信用等級的美國政府債券、國際金融組織債券、政府機構債券和公司債券等金融資產。外儲構成中，美元資產占比大，美國國債是外儲重要的投資對象。
但是，近年來，美國政府一直通過量化寬松政策，讓美元貶值，從而達到稀釋巨額債務的目的，變相是將部分債務讓中國來承擔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調查認為，不停地堆積外匯，等于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無疑是極其慘重的損失。
“過高的外匯儲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負擔，成為影響經濟穩定運行的定時炸彈。”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劉澄向記者表示，“這就要求我們通過制度創新，拓寬外匯儲備的使用與投放路徑以獲得合理的增值。”王元龍也認為，當務之急是調整中國外匯儲備政策、控制外匯儲備規模。
外儲規模控制在1萬億才合適？
關于外匯儲備規模多少為宜，迄今為止尚無定論。記者從官方渠道了解到，“我國的外匯儲備在‘少’的方面有統計標準，即當年的進口要能支付當年到期的短期外債；但是多少為‘多’，是沒有標準的。”
也因如此，長期以來，許多學者主張外匯儲備越多越好。“國際上通常將外匯儲備支持外貿進口的時間作為衡量外匯儲備的重要指標，一般認為最低外匯儲備額不能少于3個月進口需要量，并以此作為警戒線。”王元龍向記者表示。
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遠遠高于上述指標。謝太峰認為，根據國情，中國外匯儲備合理規模大體上應保持在1萬億美元的規模為宜。
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外匯儲備的安全性關系到中國的金融安全，中國外匯儲備持續高增長以及高于常規水平的規模孕育著巨大的風險，“消腫”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刻不容緩。
訪談嘉賓
貴州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王元龍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 謝太峰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 劉澄
可利用外儲促進國內企業“走出去”
王元龍：當務之急是需要將儲備轉化為投資、將資金轉化為資本的新機制。可以考慮將外匯儲備與國有企業的跨國經營戰略、銀行的國際化經營戰略結合起來。如推進中國有競爭力的企業“走出去”；成立美元技術創新基金，支持國內企業加強與跨國大公司的技術合作和開發；大力發展資本市場，促使更多的人民幣儲蓄和外匯儲備向資本市場流動；中國還要利用外匯儲備增加石油等戰略性物資的儲備。
謝太峰：防止外國資金持續凈流入，關鍵是要徹底打破人民幣穩賺不賠這種預期。人民幣越這樣漸進式升值，大家都認為投資人民幣穩賺不賠，老百姓也不愿意持有外匯，都賣給銀行；投機資本通過貿易渠道和非貿易渠道進入中國，防不勝防。資本以這種方式流入的結果就是形成貿易順差，使得外匯儲備不減少反而增加。
劉澄：短期內，擴大國內急需商品的進口，實現國際收支平衡，抑制外匯儲備的增量。長期內，要通過擴大境外投資、人民幣結算等手段，來逐步消化存量。
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外儲方能“消腫”
王元龍：擴大進口是消化外儲存量的一個重要途徑，但從貿易政策和戰略來看，中國長期實施出口激勵型外貿戰略，導致持續貿易盈余，致使外匯儲備規模急劇擴大。因此，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對造成國際收支長期順差的宏觀經濟相關政策和戰略進行調整，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首先是構建外貿新戰略，其次是轉變出口增長方式，第三是調整進口政策，第四是調整吸引外資的政策。
謝太峰：擴大進口是應該的，但是要看進口什么東西。外儲“消腫”關鍵還需轉變國內經濟增長方式。現在經濟增長過多的是依靠投資拉動，投資過高就會造成產能過剩，而老百姓又沒有錢消費。在經濟發展方式沒有完全轉變的情況下，很難依靠增加進口來消腫外匯儲備。因此從根本上減少外儲，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放棄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經濟的模式，更多地依靠消費。
劉澄：擴大進口是消化外匯儲備的一劑藥方，但是有限制的。首先，進口規模要和國內的經濟規模相對應，在國內消費普遍不旺的背景下，進口規模很難有較大規模的擴大。其次，進口的數量還受進口國約束。凡是中國急需的高新技術產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設置了種種限制，導致這方面的需求無法得到釋放。
可成立專業公司代替央行購買外匯
王元龍：需要構建新的外匯儲備管理體系。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實際上是央行通過發行基礎貨幣購買來的負債資產，基于這種狀況，如果成立專業化外匯投資公司，由這個獨立實體發行相應的人民幣債券購買外匯儲備，就能夠防止這部分外匯直接變成基礎貨幣，從而推高通貨膨脹壓力。此外，這一外匯投資公司在財務上與央行是徹底分開的，其外匯儲備運用也應當堅持主要在海外使用的原則，這樣就不會對國內經濟造成壓力。
劉澄：要增大對境外投資的規模，合理引導外匯儲備投資到國計民生急需的產業，在全球范圍內提升產業安全度，同時，逐步推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人民幣結算，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范圍，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以達到逐步屏蔽與稀釋外匯風險的目的。當然，最根本的根除外匯儲備的風險，就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記者 王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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