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養活中國？”1994年，美國學者布朗提出的這個著名命題，就像是一個緊箍咒，時刻刺激著中國農業領域的從業者。
人與地的關系緊張，是中國農業的最大現實：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養活世界近1/5的人。
在幾代人的努力下，中國的糧食生產保持了快速增長。1978—2012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了93%。過去的9年，糧食生產的弧線始終上揚，如無意外，今年將會出現“十連增”的豐年奇跡。
然而，供給奇跡般的增長，卻仍然趕不上消費的增長。目前，中國基本糧食的自給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給率則低于90%，而所有農產品的自給率大約維持在80%。
中國人正越來越養活不了自己：城鎮化促進了糧食消費數量和質量的增長；種糧利潤低，使得糧食主產區追求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GDP沖動”從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成為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耕地“18億畝紅線”難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劇、水資源短缺、農村勞動力不足、農業人才流失和青黃不接等問題，直接危及糧食安全。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經合組織（OECD）6月初聯合發布的《2013—2022 年農業展望》指出：“在經濟快速增長和資源有限的制約下，中國的糧食供應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依靠全球農業市場是一種方法，但要滿足每年超過6億噸的糧食需求，中國必須維持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專家指出，“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國不能不將糧食和耕地作為根本來考量。
（注：本文所有統計均未含港、澳、臺地區）
糧食保障戰：保供給，保耕地，保環境，保人才
5月末，從河南南陽開始，40多萬臺“鐵麥客”（小麥聯合收割機）轟隆隆地上路，一路向北開進，直至黑龍江的三江平原，大兵團作戰進行糧食收割。每年如此，一直持續到8月。
“40多萬臺‘戰車’調到那里大兵團作戰，這個規模不得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日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演講描繪到這一場景時，臺下的軍人羨慕不已，他們從未有機會指揮過那么多的“戰車”，亦從未見過那樣恢弘的“作戰”場面。
指揮“作戰”的是中國農民，他們創造了中國自2004年開始的糧食產量九連增。1978—2012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從3.05億噸增加到5.9億噸，增長了93%。若無意外，十連增或將在今年實現。
“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們的糧食年產量穩定在了1.1萬億斤以上，中國在生產能力的增長上是有把握的。”陳錫文說，這在過去難以想象。畢竟，關于饑餓的記憶，從未從與他同齡人的記憶里抹去。
然而，即便是在豐收之年，以及糧食安全狀況最好的時期，陳錫文還是憂心忡忡地提醒：未來農業的任務仍將非常艱難。
脆弱的供求平衡
陳錫文的擔憂不無道理。
2012年，糧食總產量達到5.9億噸，但同時，糧食進口也首次突破8000萬噸。加起來，2012年新增糧食供給超過6.7億噸，創下了歷史新高。
過去10年，中國人均農業產出增速達到了3%的年增長率，比全球1.7%的增長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糧食不僅沒有出現明顯過剩，糧食的進口依存度10年間卻從6.2%增長到12.9%，翻了一番。
目前，中國基本糧食（麥類、稻類、粗糧類）的自給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給率則低于90%，所有農產品的自給率大約維持在80%。
“一方面農業在增長，另一方面供給的增長趕不上消費的增長。” 陳錫文說。
這是快速城鎮化過程中的中國糧食供求矛盾。據《中國國土資源報》報道，2003—2011年，糧食生產累計增長33%；同期消費累計增長41%，消費增速是生產增速的1.24倍。
消費增速何來？陳錫文分析，糧食的工業用量在大幅增長，與此同時，城鎮化過程中，每年1700萬農民進城成為市民之后，從農產品的生產者轉成了農產品的消費者，其生活方式也發生很大變化。
這種生活方式的變化突出體現在對農產品的消費差距上：他們從以谷物消費為主，轉而消費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僅以2011年的情況看，對新鮮疏菜的需求，城市居民比農民高出28%，植物油高出24%，肉類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產品要高出兩倍……毫無疑問，這些需求都需要大量的糧食進行轉化，間接地導致了糧食需求量的增長。
而在未來，可以預見，無論是人口增加、收入增長、城鎮化以及膳食結構的改變，還是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都將使得生產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
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秘書處和經合組織(OECD)聯合編寫的《2013—2022年農業展望》預測了這一趨勢：未來10年，中國糧食消費量的增長仍將略快于產量增長，消費量年均增速將比產量高0.3%。
陳錫文推算，2010年，中國進口的農產品已經相當于在境外使用了6.3億畝國土面積。按照中國目前的農業生產能力，至少需要30億畝以上的國土面積才能滿足需求。“但我們18.2億畝耕地轉化成播種面積，大約只有24億畝。（編者注：一畝地如果一年能種植三季作物，即視為3畝播種面積。）缺口在那兒擺著呢，隨著城鎮化繼續發展，缺口還會越來越大。”
“糧食‘緊平衡’，這是我們現在的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微博)》，即使是在實現九連增之后，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相關政府文件，均十分強調糧食“緊平衡”。
所謂“緊平衡”，指的是糧食供求的緊張關系，即基本能滿足需求，但地區之間、糧食的結構之間差異很大，有余有缺。
在著名雜交水稻研究專家、寧波市農科院副院長馬榮榮看來，這是一種脆弱的平衡，經不起任何風險。“例如，戰爭、動亂、災難來了，糧食就有困難了。基本的口糧如果有10%的不足，社會可能會出現動亂；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亂掉了。”
馬榮榮所在的浙江省即是缺糧大省。“上海的糧食自給能力大約為10%，近90%要靠省外調入；浙江只能自給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龍江、江西、安徽三個省份供給；北京、天津、廣東、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馬榮榮對《中國經濟周刊》說，這樣的糧食安全基礎很薄弱。
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糧食供求關系格局，也將是一個長期的態勢。
18億畝紅線上的土地失控
中央的要求是，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當然也有人呼吁，放棄18億畝紅線，以解決中國房價過高的問題及緩解工業用地的緊張。
“守住18億畝還進口那么多，不守住18億畝會是什么樣？”陳錫文反問。
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耕地總數不足18.26億畝，已接近18億畝紅線；人均耕地不足1.5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發達國家的1/4。
聯合國對耕地有一個警戒線，人均耕地低于0.8畝的時候會發生生存危機。但目前，全國2000個左右的縣里，有66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0.8畝。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徐小青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認為，18億畝紅線必須要保住，這是一個硬約束條件。
然而，在過去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保住18億畝紅線一直面臨著較大的挑戰。
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據，1996—2006年，全國耕地減少了1.24億畝。這些減少的耕地大部分發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李國祥研究發現，土地價格越高的地區，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價地區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價地區的耕地流失速度也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
“土地失控！”馬榮榮說，這是當前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這些年中央以最嚴厲、最嚴格的政策來保18億畝耕地紅線。但到了縣級再到鄉鎮和村一級，情況并不那么樂觀，這些地方大多根據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搞城鎮化、工業化，最難控制的是村這一級，尤以經濟發達的長三角、珠三角為甚。”
如今，從蘇南、蘇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過去，已經看不到連片的1000畝以上的農田。而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發生的。10年前，那里還是空曠的連片的萬畝良田。現在，良田都變成了房子。
馬榮榮認為，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控得住經濟發展對土地侵占，則控得住糧食安全是沒問題的，假如控不住，那將很糟糕。“現在看來，國家從上到下應該說已經基本控制住，但未來經濟繼續發展，騰挪出一部分良田來為經濟發展服務，這個趨勢仍然不會改變。”
“保住18億畝紅線，這是一種理想，但能不能保住，這要打一個問號。”浙江省寧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農業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并不太樂觀，“失去的都是糧食生產條件最好的土地，占補平衡回來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開一點、荒地上開一點、灘涂上再圍墾一點。”
耕地占補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確定的一項耕地保護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建設單位必須補充相應的耕地，以保證耕地不減少。
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補平衡政策對糧食安全帶來了極大的隱患。以寧波為例，該市一共有360萬畝的耕地，310萬畝是（種植糧食的）基本農田。“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沒有虛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萬畝，剩下的100萬畝占補平衡回來的耕地非常貧瘠。”
李國祥提供的數據顯示，在中國耕地資源中，70%屬于中低產田，且耕地質量呈下降趨勢。耕地水土流失、次生鹽漬化、酸化等問題比較嚴重，由此導致的耕地退化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40%以上。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耕地質量，好的土地往往用來城鎮化，這對我們糧食安全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們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資源跟水資源相匹配的良田來？現在看來，耕地與水資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難解決。”李國祥說，土地和水資源的問題始終是制約中國農業產量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區有大量的耕地，卻缺乏水資源。例如新疆，我們現在把新疆當做后備耕地，解決水的問題卻很難。”
現在看來，這個“后備”仍然是一個相當遙遠的事情。
李國祥最后還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鎮化質量的提高上。“當前中國城鎮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來怎么提高城鎮化的質量，盡量地少占耕地，這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徐小青指出，“關鍵還是決心問題，如果下決心一定要保住（18億畝紅線），還是能保得住的。”
GDP沖動下的糧食安全隱患
隨著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從最肥沃的魚米之鄉變為最發達的工業城市群，中國糧食的主產區逐漸集中到了北方。遼闊的黑龍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遼寧遼河出海口等地區，承擔起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
2009年，孫政才從農業部部長任上調往吉林任省委書記。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之一，即是確保糧食安全。
像吉林這樣的糧食主產省，全國一共有13個，下轄800個糧食主產縣。
“農業也是政治問題，尤其是對一些產糧大省，中央管得很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絕農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誘惑和沖動。”
自2004年以來，為鼓勵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中央逐步取消了農業稅，同時建立起農業補貼制度，糧食主產區地方政府傳統的“財源”基本上“枯竭”。這進一步加大了區域之間的差距。
根據李國祥提供的數據顯示，僅以黑龍江與廣東兩省為例：2009年，黑龍江省糧食總產量4353.0萬噸，人均糧食占有量1136.2公斤；廣東糧食總產量為1314.5萬噸，人均糧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別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龍江省一般預算收入641.7億元，其中稅收收入441.3億元；而廣東省一般預算收入3649.8億元，其中稅收收入3130.6億元，后者分別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為了緩解糧食主產區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中央不斷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財政支持，但這并沒能帶來多數糧食主產區與經濟發達地區財力上差距的明顯縮小。“國家每年補貼糧食主產縣8000萬。”但李國祥到下面調研發現，“經過層層‘盤剝’，最后真正到縣里，大約只剩1000萬。”
農區與工業化發達地區強烈的利益對比，也激發了國家重點農業縣對推進工業化的沖動，希望借此改變糧食大縣、經濟弱縣的尷尬境況。
“對工業發展的沖動，以中部省份為最。為什么要搞工業化，為的還是稅收，當然，另一方面也為了提供就業。”李國祥說。
這樣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是對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為了工業化的產物之一。污染會導致糧食質量和產量下降，甚至絕收。
2006年，環保部公布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土壤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不完全調查，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200萬畝。三者合計1.85億畝，占中國耕地總量1/10以上。這是上世紀90年代末的調查數據，而全國重金屬污染事件集中爆發在此之后。
據媒體公開報道，2006年7月，環保部、國土資源部等部委曾聯合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但這一數據至今未曾公布。
而根據《2013—2022年農業展望》報告中引用的最新數據,中國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總面積的近20%。該報告描述，城郊農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礦區周邊農田遭受礦渣和有害采礦排水污染，工廠周邊農田遭受工廠排放污水污染等問題相當嚴重。
李國祥對《中國經濟周刊》介紹說，相對而言，土地污染最為嚴重的是長三角、珠三角；黑龍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為安全，那里的工業不發達，外資不好引進；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這些年承接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工業化沖動最強。“那些中部省份的糧食主產區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業。當然，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時制止引進污染工業，還來得及改變現狀。”
但在李國祥的長期調研中發現，地方的環保部門與企業已經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若超標排放，罰完款之后繼續排，執法部門則以罰款支付工資，解決經費問題。“我到廣東的一個鄉鎮調研，鄉鎮下面的環保政策執法部門一共有30多人，哪有這么多預算養活他們，就是靠罰款過日子，養活政府官員。”李國祥說，“農業部門關心的是糧食產量，只要產量能保證，其他的則次之。”
中國科學院一項研究顯示，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而減產糧食1000多萬噸。
李國祥不無擔憂地說，如果糧食主產區也像經濟發達地區一樣，普遍地追求高度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這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維持自給，人從何來？
活在“誰來養活中國”陰影下的中國農業從業者，一直在尋求更好的解決糧食安全的出路。
走出去似乎是一種選擇。
然而，中國農業走出去喊了這么久，實際情況究竟怎么樣？現在看來，更多地局限于傳統思維，購買或租賃別國的土地進行耕種。但因為土地問題過于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農藥可能帶來的污染，所受限制越來越大。
陳錫文認為，其實可以拓寬思路，借鑒四大糧商的做法。
美國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國邦基（Bunge）、美國嘉吉（Cargill）和法國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這四大糧商被簡稱為“ABCD”，控制著全世界80%的糧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地方是大糧倉，就在什么地方建倉庫、建碼頭，物流中心建起來，當地農民增加的糧食產量就歸它了。于是，他們掌握了糧源、掌握了貿易、掌握了價格。而我們非要自己去買地租地。”
然而，中國的糧食問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場來解決呢？
首先，全世界糧食供需矛盾突出。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產需缺口約640億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貿易量一般不足3億噸，大豆貿易量大約只有1億噸，兩項合計只有大約4億噸。而中國目前一年糧食消費量已經超過6億噸。“即使中國有錢，將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糧食貿易量全部買回來，也不夠吃半年，自己不解決怎么行？”陳錫文說。
無論如何，中國應維持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
陳錫文認為，未來解決中國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需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科技創新，需要經營體制創新，需要國家的支持保護，需要形成完善的農產品體系。”
2012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農業科技創新被突出強調。
然而，人才是一個大的瓶頸。
馬榮榮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難招。
“人口的總體流向總是往高利潤的行業去。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的高端人才大多進入了房地產、信息、金融等領域。這30年，農業人才嚴重流失，相當嚴峻，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人們寧愿下煤礦挖煤也不愿意種田了。挖煤已經是最苦的活了，但還是比種田賺錢啊。”
每次參加浙江省人大會議，其他行業的人便會問，“老馬，你們這樣種田，一畝田有多少收入呀？”馬榮榮說，一畝利潤700塊錢。他們很驚訝，怎么才這么一點？“種一畝花卉利潤是8萬塊，種蔬菜、水果一畝利潤8000塊，工業的利潤則是百萬千萬計，而我們種水稻一畝只有700塊。我干到了今天，竟連一套房子也買不起。”
這些年，國家出臺了兩條政策：提價和補貼，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這個傳統產業，保住這個產業，“否則它會徹底崩潰”。
當然，馬榮榮有信心，人的問題，國家一定會重視。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郭芳 王紅茹 實習生 李雪 |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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