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一紙“解”令，意味著1999年以來，發泡餐具“違法身份”的逆轉。然而，伴隨著疑似450萬元公關合同的意外曝光、“白色污染”是否回歸的質疑，14年來關于發泡餐具的是是非非，被輿論與公眾置于聚光燈下重新審視。
“如果有問題，我就是國家的罪人。”作為1986年我國第一條發泡餐具生產線的引進者，原國務院全國包裝改進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李沛生面對《民生周刊》記者的提問，回答得格外干脆。
事情源于今年2月26日，國家發改委正式發布2013年第21號令，對《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年本）》進行局部調整，其中在淘汰類產品目錄中刪除了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
一紙“解”令，意味著1999年以來，發泡餐具“違法身份”的逆轉。然而，伴隨著疑似450萬元公關合同的意外曝光、“白色污染”是否回歸的質疑，14年來關于發泡餐具的是是非非，被輿論與公眾置于聚光燈下重新審視。
14年，“禁”“解”反轉
“發泡餐盒最早大量用于鐵路。”北京凱發環保技術咨詢中心主任董金獅回憶道，他曾在鐵道部勞動衛生研究所工作，親眼看到鐵路沿線小山似的“白色長城”。
1998年，長江發大水，正在視察汛情的朱镕基總理看到了令人震驚的一幕。“當時長江江面上看不見水，全是成片的白色漂浮物，最厚處達1.5米，甚至擁堵了葛洲壩發電機組。由于發電機組的過濾網沒有過濾好，導致葛洲壩發電機被燒，后經朱镕基總理批示，提出要解決白色污染問題。”
“政府開始慌了，總理批示了，怎么辦？”隨即，1999年初，原國家經貿委頒布《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工藝和產品的目錄》（第一批），要求在2000年年底之前，在全國范圍內淘汰因環境污染嚴重而被列為落后產品的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
這一法規，即公眾熟知的“禁白令”，或業內所稱的“6號令”。
此后，分別在2005年、2011年，發泡餐具再次被國家列入“淘汰目錄”。而在“發泡餐盒會產生二惡英使人致癌、含有雙酚A物質將導致生殖機能失常”等傳言中，公眾的感知逐漸將聚苯乙烯餐盒與“食品安全”聯系在一起。
14年前的“禁令”，在李沛生看來“并不嚴謹”。他提到，“6號令”的出臺，沒有征求包裝改進辦公室的意見，也沒有征求中國包裝技術協會、中國塑料協會、發泡生產企業的意見。
“我怎能引進了一條有毒有害的生產線？”自2002年退休，李沛生開始了為發泡餐具“正名”的步伐。如今更以“中國塑料餐具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的新身份，成為此次“解禁”的力量發言人。
據悉，中國塑料餐具聯席會議辦公室由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綠色包裝專業委員會、中國包裝聯合會塑料制品包裝委員會和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循環經濟分會等5家協會組成。
2005年，李沛生組織研究團隊，走訪30多個城市的企業、社區、廢舊品回收站，調查發泡餐具的生產情況。
“6號令”，存廢紛爭
14年來，盡管發泡餐具被“禁”，但每年仍有約140億的銷售量。在發泡餐具“禁而不止”的背后，對于“6號令”的爭議也一直延續至今。
2006年，國務院參事葉汝求、石定寰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寫信，建議修改“6號令”；2009年，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提出應該科學對待一次性發泡餐具的5185號提案……
“這些年，我們進行了六次國內大調查，三次去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調查和四次研討會。2005年調查結束后，當年9月份就召開了第一次研討會，除了全國各地專家、企業家出席，還有政府機構代表。”李沛生說道。
媒體報道稱，2009年7月30日，工信部專門召開全國專家座談會。會議圍繞“發泡餐具”經過了長達6個半小時的辯論。
2013年初，政策的反轉消息終于傳來。一直推動“解禁”進程的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第一時間制作了專題網頁，其中“重獲新生”的標題赫然在目。
據李沛生介紹，國家發改委的排兵布陣始于兩年前。其實，回顧過往的媒體報道不難發現，早在2011年，發改委已為發泡餐具“解禁”埋下伏筆。當年，發改委第三次將一次性發泡餐盒列入了“淘汰目錄”。但其中一段說明富有深意：
“其實，一次性發泡餐盒的解禁，并非腦袋一熱的事情，而是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這期間工信部委托了我們五大協會，召集全國專家進行研究。”李沛生補充道，此次“解禁令”歷經七八個部委，需要加蓋近百個公章。“這么多簽字過程，說明國家聽取了各方面意見。”
3月20日上午，五大協會召開了“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產業政策調整通氣會”。巧合的是，與此前“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相比，3月20日下午，國家發改委官網針對發泡餐具解禁一事發布說明，給出五大解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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