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價值2元的北京地鐵票，到無需分文的交稅排號單；從已經實名制的火車票，到醫院門診的專家號……在不斷打擊之下，“黃牛”非但未銷聲匿跡，反倒擴大了“地盤”。
從價值2元的北京地鐵票，到無需分文的交稅排號單；從已經實名制的火車票，到醫院門診的專家號……在不斷打擊之下，“黃牛”非但未銷聲匿跡，反倒擴大了“地盤”。近日，法治周末記者在4個領域進行暗訪，了解到“最新版黃牛”的群體生態
地點：醫院
“不罰錢，就是關幾天”
3月27日上午10點半左右，北京協和醫院正門。賣烤地瓜、報章雜志的小商販們的吆喝聲此起彼伏。
法治周末記者在這里并未發現黃牛身影。然而，距離此地百米左右的一個側門附近，卻成了黃牛的聚集地。
“要號么，要號么……”幾個年輕的號販子在向路過的人詢問著，并迅速遞上自己的名片。
但這種殷勤的推銷方式卻似乎不太奏效——路人大多視而不見地快步走過。
徐玲是這群號販子中唯一的女性。
她遞給法治周末記者的名片，正面印著“健康之友”四個大字和她的手機號、名字；背面則是北京協和醫院的院徽和“北京協和”的字樣。
“專家號加300元，普通號加200元。事實上，你只是第一次看門診需要掛號，第二次復診，就只需要請醫生加號了。”徐玲解釋道。她個子不高，梳著一個馬尾辮，頭發有些發黃。
在接下來的暗訪中，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剛入行時，徐玲晚上8點就要去大廳掛號排隊，一排就是一整夜。
過去，通宵排隊還可以進入醫院大廳，但最近，所有人只能在大廳外排隊。
法治周末記者提了幾位專家的名字，徐玲都很熟悉，并且準確說出了專家的問診時間。“有需要就提前一天給我打電話，我都能幫你掛到。”她說。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徐玲透露：“協和這邊的都是東北人……人很雜的。”而她自己也來自東北。
正說著，一旁賣水果的男人突然地喊了聲：“城管來了。”然后馬上推起地排車就走開了。但徐玲卻顯得淡定許多。她趁著小販停止叫賣的空當，又開始像其他號販子一樣賣力地兜售：“要號么，要號么……”
“這幾天查得很嚴，派出所來人，剛剛又逮了一個。我們通常是在大門附近的，因為逮人只有避到這邊來了。”徐玲平靜地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警察如果抓到你們，是要罰錢么，還是要拘留？你不害怕么？”
“不罰錢，就是關幾天。”徐玲依舊微笑著，回答得很輕松。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她缺乏警覺。事實上，她并不愿向陌生人更多地介紹自己所在的群體。
法治周末記者離開時，聽見有號販子在議論：“又逮了一個進去，剛剛上車帶走。”他們站得遠遠的，邊大聲說邊笑著。
當天下午2點半，法治周末記者再次回到遇見徐玲的地方。但她卻不見蹤影。原來在小側門附近的黃牛黨和水果攤都不見了。兩位民警，正在協調處理兩名男子的糾紛。
法治周末記者試圖撥通徐玲名片上的電話，可是她拒絕透露更多自己的信息。很快，聽筒中傳來孩子的哭聲，徐玲以“我要哄孩子睡覺了”作為結束語，掛掉了電話。
大約從十年前開始，醫院“黃牛”就已經是“人人喊打”。但直至今日，他們依舊頑固地存活在醫院周邊。有人分析，不管醫院內部管理系統如何優化，公安打擊力度如何加強，只要醫療資源依舊緊缺，“號販子”們的生存空間就不會消失。
地點：稅務所
“有個單干的號販子挨揍了……”
3月29日，星期五，這天是北京市國五條調控細則出臺前的最后一個工作日。許多人為了少交個稅，希望能提前完稅。
而積極交稅者的需求，造就了黃牛們的好機會。
凌晨3點多，天還漆黑，朝陽第六稅務所西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有人自帶了小凳子坐著，有人站著，隊尾還不斷有人加入進來。
老王(化名)打了個哈欠，緊了緊衣服，站起來跺跺腳活動了一下。從前一天的下午6點開始排隊到現在，已經過了9個小時，他眼皮直打架。老王是北京人，他要把父親的房子過戶給正在上大二的兒子，沒找中介，只有親力親為。
沒過一會兒，隊伍有些騷動，傳來幾個男人的謾罵聲，老王從隊里探出頭來，隱約看見幾個人在打架。
“有個單干的號販子挨揍了……”
“還不是因為他們嫌他搶生意唄……”
老王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昨天下午，我也問過號販子，他們說一個號2000元。2000元！我買什么不好，我還不如自己排這個隊呢，就一晚上。”
“今天早上就500元了。”
“這是一天一個價啊！”
“您怎么看黃牛倒號這事？”
“這是辛苦錢。應該得，確實累。”
一位姓劉的女士過來告訴老王：“剛剛見到我那個號販子，眼睛都腫了，他問我要400，說自己都被打了。但是，我沒同意，昨天講好的是300。”
地產中介人員小張是凌晨3點23分到達稅務所的。根據5年的從業經驗，他本來覺得今天來得并不晚。一般來講，凌晨三四點鐘過來是可以不花錢就能排上號的。但是目測隊伍的長度——從西門繞樓的整個東西向的背面，全部是人挨人。他知道這樣排下去，今天交稅一定是來不及了。
這時候，幾個號販子在隊尾轉。看見他手里拿著檔案資料，就直接過來問：“要買號么？”
最后，花了500元，小張就被帶到了老王的后面。本來排在老王后面的“黃牛”被替換了出來。
一名有5年工齡的中介人員小陳也和法治周末記者聊起他近半年來對“黃牛黨”的了解：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3月之前吧，那會的號販子主要是20多歲的小伙子，類似于‘痞子’吧。那些痞子做黃牛，能打架就能賺錢，不能打架就混不了。現在呢，基本上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
小陳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年輕“黃牛”靠著身強力壯，往往采用直接插隊的方式。“讓人往后站，不然就打你。”
去年年底，小陳發現，在北京某房管所附近，還出現了兩個幫派的黃牛黨，分別來自河南和東北兩地。
“他們內部分工很細，有的是‘正式工’，排隊的大多是‘臨時工’。可能有的負責發廣告、有的聯系客源、有的負責雇人。比如去附近的鋪子，或者找附近的人，明天幫忙排隊給你一部分錢做工資。這個錢賺得也很容易啊。”小陳說。
地點：火車站
“黃牛賣票相當于只有批發的，很少有零售的了”
法治周末記者暗訪至北京站。售票大廳的門口，只有許多拉大巴車生意的吆喝著“去哈爾濱、吉林的……”，卻沒見到任何火車票販。
這與火車票施行實名制之前的黃牛聚集景象截然不同。
一位大巴車拉客者說，外面沒有黃牛，如果要找黃牛，可能要進到售票大廳里。
隨后，法治周末記者進入售票大廳。大廳門口的正中，一名警察正拿著機器，隨機查驗購票者的身份證件。而記者在大廳里兜了一圈，又站了許久，也未等來黃牛黨的身影。
法治周末記者向一位警察詢問：“現在這邊還有火車票黃牛么？”
“有，肯定還是有。不過肯定少了，實名制之后，票販子手里有票也沒用啊。”他回答道。
一位曾在旅游公司工作、負責聯系票務的員工趙龍(化名)向法治周末記者講述了他對現在火車票黃牛黨的了解：“現在黃牛的隱蔽性更強了；零散的黃牛少了，低級排隊的黃牛沒什么用處了；黃牛賣票相當于只有批發的，很少零售的了。”
據趙龍透露，實名制之后，針對春運高峰期有些公司或者群體買票難的問題，部分火車票代售點看準了火車票批量的需求，幫忙出票。
在這些代售點，與一般的代售點相同的是，出票前需要公司提供所有購票人的姓名和身份證。但在規定好的價格上，卻有所不同。
本來，在代售點購買火車票的手續費是5元，但在實際中，一些代售點卻向買票者收取了更多的錢。這相當于利用優勢，幫買票者搶購火車票。
“我不知道該不該把這部分人定義為‘黃牛黨’。”趙龍說。不過，曾經頻繁地與火車票黃牛打交道的他也認為，以前活躍在各地車站的火車票“黃牛黨”們，生意確已經大不如前了。
地點：地鐵售票處
“我們都認識他們了，抓了一撥還來一撥。都是些老頭老太太，這怎么抓啊，不能碰不能動的。只能多管著點兒啊”
清晨5點多，地鐵北京站迎來了他們的第一批乘客，北京站地鐵口的地鐵票販子們也迎來了他們的第一批客人。
他們是近兩年新興起的一批“黃牛黨”，近幾個月更有抬頭之勢。
“不排隊的……不排隊的……”隨著第一批乘客的出站，北京站的售票窗口排起了長隊。這些新興的黃牛黨們穿梭在地鐵排隊的人群中，兜售著“不排隊”的加價地鐵票。
據法治周末記者觀察，本來2元的地鐵票，人多的時候賣5元，人少的時候賣3元。
而這批黃牛黨大多是60歲左右的老年人。盡管年紀大了，可是手腳靈便、反應迅速。
一位干瘦的大爺，他活動的最靈便，眼神也最好。地鐵輔警站到隊伍的一邊，他就會繞到隊伍的另一側，同時語速很快但小聲重復著：“不排隊的……不排隊的。”
有時，買地鐵票的人比較少，但法治周末記者看到，短短十分鐘內，就至少有3個人分別從他手上買了地鐵票。
“著急唄，不想排隊，又沒加多少錢。”其中一名買高價地鐵票的年輕男子說。
一位50多歲還是自己排隊的阿姨卻對此表示不理解：“這隊看著長，事實上很快就排到了，干嘛多給他們錢呢？”
中午，趁人少的時候，一位中年女性“黃牛”坐到花壇邊數起錢來，紅紅的百元大鈔很是耀眼。
她戴著眼鏡，短發，臉龐曬得黝黑。在她兜售地鐵票的時候，似乎和每個賣票的人都能侃上幾句，手頭的地鐵票賣得也很快。
待她數完錢，記者假裝等人的過去和她閑聊，她警覺地皺起了眉頭。
“我是有病，我有肝腹水。也就是趁天氣好些，出來賺個買菜錢，十塊八塊的，就回去了。我就住在這附近。”就像是準備好了底稿似的，她回答記者。
還有一位戴著金色耳環的老太太手拿著地圖，牽著一個雙目失明的女人，在人群中穿梭著兜售北京地圖。
見到地鐵輔警時，她就喊：“地圖……地圖……”輔警不在附近，她也開始“不排隊的……不排隊的……”地叫賣起地鐵票來。
“我們都認識他們了，抓了一撥還來一撥。都是些老頭老太太，這怎么抓啊，不能碰不能動的。只能多管著點兒啊……”一名地鐵里的輔警表示很無奈。（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汲東野）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