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誰耕田
改革開放35年之后，中國農民再次站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35年前，農民為求活路，冒著坐穿牢底的風險私自分地；35年后，為了早日步入小康，追求更有品質的生活，有的農民選擇集中土地。這一抉擇，并未脫離“規模出效益”的常規。
但是，和35年前的“大包干”一樣，農民的抉擇依舊充滿風險。
風險在于，集體土地名義上為集體所有，實則權屬不清。在農地確權未能突破過時的相關土地法規桎梏之時，侵權行為就難避免。而農民自組織的缺位，則使農戶在面對社會資本之時，缺少組織保障。有“農村改革之父”之稱的杜潤生曾言：最希望看到農地確權和農會成立。可謂正中要害。
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均已看到這一風險，上海松江的家庭農場實驗表明，在土地權屬不清、農會缺位的背景下，政府通過己身強力介入為農戶遮風擋雨。
問題是，以行政手段替代法律手段，成本高昂，剛不可久。同時，很多侵權行為，實際上亦借力地方政府。事關征地拆遷補償的大量案例即是明證。
于是，在“土地流轉”“家庭農場”“資本下鄉”的背景下，如果相關配套措施不足，農民將面臨新一輪失地風險，拉美化不可不防。數十年前，包括巴西在內的諸多拉美國家，失地農民土地補償不足，無就業進城，導致城市貧民窟集聚、犯罪叢生、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社會穩定受到嚴峻挑戰。
此時，停下腳步亦不可取。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業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體系。資金、勞力等要素的流動亦遠非人為所能阻擋。
面對己身龐大的工業過剩產能、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不振，加快推進以城鎮化為突破口的擴大內需變革，已刻不容緩。
為今之計，唯有強力推動土地改革，還權賦能，通過明晰權屬、完善組織保障中國農民的核心權益。在務農人口日漸減少的同時，推動土地流轉集中，加快培育職業農民，方能化解農村凋敝、城市失調的負重難局。
值此中央政府換屆之際，向東還是向西，一道選擇題已經浮出水面。
松江實驗：家庭農場挽救農業？
城市化和工業化給農村造成了巨大的資本和勞動力空洞，在農村經濟凋敝的時代背景下，上海市松江區自2007年始，在黃浦江南岸的3個鎮進行了一場挽救農業的試驗，目標是讓農民“通過種田過上體面生活”。以政府強勢主導為特色的松江家庭農場模式可能并不普適于全國三農問題，但他們創造性的探索值得期待
本刊記者/徐智慧(發自上海)
一場春雨降臨長三角平原，麥子已長到一巴掌高，從張小弟家窗戶望出去，滿目青翠。張小弟在農機庫房里邊抽煙邊干活的時候，妻子王引芳坐在堂屋地上，全神貫注織十字繡。農閑時候，風調雨順，除了保養一下拖拉機和收割機，張小弟沒別的正經事做，198畝農田可以悉數交給老天。
職業農民
張小弟夫妻是這片總面積198畝的家庭農場的承包人，也是唯一的勞動力。在上海市松江區泖港鎮，像他們一樣的家庭有162戶，承包土地的面積從80畝到200多畝不等。家庭農場，顧名思義，即是以家庭為單位經營的農場。
松江區農委通過書面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家庭農場是古今中外最普遍、最有效、最有生命力的農業經濟形式。以家庭作為農業的基本經營單位，使勞動者具有很大的積極性和靈活性，適應自然和活生生的農作物。”
張小弟今年49歲，他摸索出的一些種田竅門已經在田間流傳。比如：6月10日前播種的水稻一定會高產，畝產1200斤以上。超過6月10日播種，就要差100斤～150斤。水稻在開花繁育期，不能噴除草劑，否則會傷苗。黃橋村管農業的副主任陳繼明說他是“用腦子種田”的人。像所有的老莊稼漢一樣，張小弟除了會種田，身兼多種技能。他16歲學做泥水木匠，21歲在部隊里學會開汽車，退伍后跑了幾年運輸，又回到大隊里的“農機服務隊”開拖拉機。無論在外面跑多遠，他最終總會回到黃浦江邊這片膏腴之地。他深信這是他的命運。
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度出現了“職業農民”的字樣，進入2013年，“家庭農場”又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詞。
追溯起來，張小弟可能是最早的家庭農場主之一。1997年，他所在的范家村全部農田都種了涵養林，于是張小弟在鄰村承包了160畝農田，開始規模化種植。
時值1990年代末，毗鄰上海大都會的農村，首當其沖受到工業化、城市化沖擊，大部分青壯年農民都離開土地，到工廠打工。登記在他們名下的土地，或者棄耕，或者流轉，到1999年，松江區大量農田無人耕種，為村集體所掌握。本地人愿意種田的越來越少，越來越老，隨著老農民因高齡失去勞動能力，更多的土地無人耕種，土地承包租金便宜得“幾乎白給”。
黃浦江畔土地肥沃，租金低廉，吸引了大批張小弟這樣的種田人。2012年末，松江家庭農場總數達到1206戶，經營面積13.66萬畝，占全區糧田面積的80%。同時，糧食生產率獲得了提高，水稻畝產比“十五”期末提高了38公斤。家庭農場已承擔了松江區大部分糧食生產職能。一個家庭農場生產的糧食，可以養活344人，一個家庭農場生產的豬肉，可滿足3191人的吃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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