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能解決什么問題？
新加坡政府內閣資政李光耀在他的《出生率下降為發達國家敲響警鐘》一文中說，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人口是新加坡的兩個最大隱憂。
在中國，人們的傳統生育觀念也因之改變。早在1997年國家計生委所作的一項調查就顯示，城市和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別降至1.56和1. 8。
不少專家早就指出，中國的人口政策發展到今日已到一個轉型關口。人口專家的注意力幾乎不約而同地放在了人口結構性矛盾突出這個議題上。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現行生育政策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突出。人口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人口素質下降等問題，將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困擾中國。
一個擔憂則來自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明顯加快的趨勢。據國家計生委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到3.55億，成為不折不扣的“銀發社會”。今年4月間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指出，中國老年人口將出現第一次增長高峰。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繼進入老年，“十二五”期間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長800萬以上，總量將突破2億。
從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中國早已經走上老齡化的快車道。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1.78億人，占比13.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據國際通用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已經處于老齡化社會。
以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為例，上海自1979年起，即邁入了老齡化城市行列。更為嚴重的是，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老年健康和保障問題面臨著嚴峻挑戰。
但在學者翟振武看來，“假定放開了二胎政策，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的問題，只可以緩解一些老齡化的過程和速度，所以，靠多生孩子來解決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我覺得起的作用不大。解決老齡化問題的根本之策還是要建立完善的、廣覆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養老服務體系，這是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進入老齡化的同時也進入少子化階段。據“六普”數據，目前中國0歲至14歲人口僅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而根據人口學統計標準，一個社會0歲至14歲人口占比15%至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內為“超少子化”。少子化意味著未來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持續減少。
另一個擔憂是，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持續升高，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已達117(即每出生100個女嬰，相應平均有117個男嬰)，遠遠高于103—107的正常值。“這說明人口群體在性別比例上失去了調整的空間，按照婚齡差距在5歲之間測算，中國婚姻市場將有2000萬—3 000萬男性面臨婚姻壓力，這無異于一個定時炸彈。”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曾不無憂慮地提醒記者。
對于靠放開二胎政策解決出生性別比的問題，翟振武則認為，那同樣是杯水車薪，“放開二胎，會使得出生性別比有一定的緩解，但靠放開二胎去解決出生性別比的問題，這也是期望太高了，它的影響有限，把這作為解決性別比的根本之策，它承擔不了這樣的功能。”
誰會生“二胎”？
在老年人口急遽增加的同時，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但對于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到底是多少？業界一直爭議頗大。
前述《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在這個關鍵數據的說法上略有微調，稱“十一五”期間，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以下，2010年末總人口為13.41億人。該規劃也特別提到，“十二五”期間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開始呈現下降態勢，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提高，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在生育政策不變的條件下，人口增長的勢頭進一步減弱。
據聯合國及各國人口學者的統計，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在1.4到1.5之間。而2.0左右的生育率則被人口專家認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人口增減的分水嶺，他們據此認為，應放開二胎。
婚姻家庭專家徐安琪早在2004年年初所做的一項調查就發現，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經濟收入高的“雙高”人士，對生育第二個小孩的興趣最大。
剛剛生了一個女兒的一位江蘇企業老板則表示，他希望能夠再生一個孩子，“或者到國外生，或者繳納社會撫養費。”二孩早已落地的一位上海父親也說，“以往的說法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但現在，能生兩個孩子的基本上是比較有經濟基礎、學歷也比較高的人群，他們希望讓后代有個更好的環境，而很少考慮到經濟成本。”
相比富人、名人生“備胎”，事業和生活壓力已使得使許多普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懼生。生育權利的不平等，被擱上臺面，這亦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一個艱難命題。
2012年8月2日，上海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官方微博稱，“據初步統計，2012年上半年上海市戶籍居民共依法辦理再生育6504件，比去年同期增長14.91%。其中，‘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再生育2994件，比去年同期增長42.57%；辦理數量位居各類依法再生育情況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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