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口問題具有高度的話題性：論者或因人口增長過快對資源、環境形成的壓力惴惴不安，或因生育水平過低對勞動力供給、國家安全造成隱患而憂心忡忡。近年來，關于現行人口政策的討論比較激烈。“兩會”期間，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再度對生育政策提出建議。
應該說，在劉易斯拐點（編按：即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日益臨近、人口老齡化浪潮襲來的前提下，爭議人口政策的現實意義毋庸置疑。然而，人口問題并不是一個僅停留于統計學意義上的話題，它牽涉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以提高生育率、增加青少年人口數的方法來降低老年人在總人口比重的“兌水模式”能否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卻值得商榷。與此同時，將高生育率等同于發展潛力與后勁的思維，未免失之簡單。
誠然，在1999年，即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第18個年頭，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人口達總人口10%）。同一進程，法國用了11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日本用了3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率不可謂不快。而對“未富先老”的擔憂更如一把利劍懸于頭頂，從事勞動的年輕人口不斷縮水，而退休待養的老年人口不斷增加，物質財富由誰創造？經濟發展如何維系？國家安全靠誰保障？問題很急切也很緊迫。
但不得不說，上述種種依然是基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的人口觀，是與初級工業化相匹配的時代斷想。不通過產業升級，而以人口無限量再生產的方式所堆積的增長，是否能維系長久發展，疑點頗多。
畢竟，無論人口如何增長，人口紅利總有耗盡的那一天。不妨看看另一組數據：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階段，美國持續了110年，日本持續了80年，中國臺灣持續了40年，新加坡持續了20年。在這個不斷加速的數據鏈條上，我們又處于什么位置？顯然，我們仍處于產業轉型升級的起步階段。在這個階段，提高人口增長率與提高勞動生產率，哪個才是當務之急，不言自明。
靠人口紅利維系增長，絕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發展模式。依我國目前情況，最悲觀的預測是，劉易斯拐點將于2013年到來，而彼時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已有14年。換言之，勞動力供給斷檔已經形成。如何應對？
即便即刻改變生育政策，短時間內人口增長率會提高，老年人在總人口的比例也會被沖淡，可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說，因改變生育政策而出生的人口至少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獲得勞動能力與技能。在這近20年里，國家非但要應對固有的老齡人口贍養問題，還要應對新生的青少年撫養、教育課題。在養老金的籌措與保值已面臨壓力的情況下，怎樣積累和分配青少年的教育資源，便會成為一件憑空生出的棘手事。而新增的人口勢必攤薄了人均獲得的食品、醫療、居住、就業等資源，由此引發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如前文所述，人口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它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統計學問題。退而言之，即便在人口統計學范疇內，人口數量也僅是其中一個參數，除此之外還有人口結構。人口結構對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絲毫不在人口數量之下。
以蘇聯為例，長期以來，蘇聯一直為人口危機所困擾，但困擾他們的原因是人口的持續下降。二戰中，蘇聯損失軍民達2000多萬。戰后為恢復人口，蘇聯政府推行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一時間，生了七胎八胎的“光榮媽媽”接連涌現，蘇聯在上世紀50年代也出現了一個生育和人口增長高峰。但這個趨勢未能延續多久，上世紀60年代，蘇聯人口增長再次陷入停滯。
緣由何在？因為二戰中蘇聯損失的主要是男性，人口性別比失調，“光榮媽媽”雖單產很高，但仍有許多育齡婦女找不到對應的男性配偶。時至今日，女多男少仍是俄羅斯的沉重話題。這個例子說明了在人口增加過程中，人口結構的重要作用。反觀我國，據預測到2020年，適婚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北大教授李建新稱“剩男是個大問題”，這不是戲言。不夸張地說，人口的性別比失調比人口撫養比（編按：指總人口中非勞動年齡人數與勞動年齡人數之比）失調，對國家人口安全的負面影響更大。
人口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口與資源的比例相適應的問題，而資源的核心指標是一個國家的耕地面積。說白了，就是一個國家的土地能否養活這個國家的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討生育問題時，不少人會用印度來與我們作比較，譬如“印度人口達12億，國土面積卻不足300萬平方公里，他們也沒搞計劃生育”云云。但這些人沒有看到的是，印度可耕地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55%，有20多億畝；而中國可耕地面積僅占國土總面積的10%左右，即18億畝。印度人均耕地面積遠超中國，是我們縱談闊論時輕易忽略的問題。
拿印度說事，沒有其他意指，只是想提醒人們：人口問題牽涉的因素很多，要慎之又慎，不可執其一端而不顧其他；人口增長率低，便以鼓勵多生來應對，未必能解決問題，反而會生出新的不可預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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