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的制度設計和利益博弈，鐵路上的司法系統，今年終于動起了大手術：迫于鐵道部的“斷糧”壓力，國內76個鐵路運輸檢察院以及75個鐵路運輸法院，在短短半年間悉數被切割、剝離出“鐵老大”，人財物移交至地方、實行屬地管轄。
在剛剛過去的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外公布《關于鐵路運輸法院案件管轄范圍的若干規定》，為這些處于轉型期的司法單位，重新劃定了可以伸手的“楚漢河界”。至此，這場沿著鐵軌刮起的改革風暴，總算是進入了尾聲。
鐵路與地方的雙成本
補償計算是此次改制中最復雜的工作之一。由于鐵路兩院的建筑、車輛，在現實中往往達不到地方兩院的規模和標準，在人財物由鐵路向地方移交的過程中，鐵路部門首先需要付出龐大的“補償”成本。
以西安市鐵路運輸中級法院為例，在安東街9號的同一棟樓內，擠著西鐵中院和西鐵檢分院兩家單位。這棟小白樓是鐵路局租賃的物業，還帶有三年租期———若是僅從外觀判斷，不論從面積還是建筑風格，很少有人能看出是一個司法機構的辦公所在地。
在被納入地方法院系統后，這棟小白樓將成為歷史，西安市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將有向地方法院看齊的建筑標準。“補償款按照省會所在城市標準，中級法院的兩庭建設面積應該是2 .3萬多平方米，每一個平方米按照4600元進行補償”，據西安市鐵路中級法院副院長向勇透露，僅在兩庭建設上，西安鐵路局需要向地方政府支付的補償款就有1億元。
雖然在各地的移交協議中，“補償款”是一個敏感、機密的數字，但此次鐵道部為整體移交支付的代價卻不難算出。今年2月，太原鐵路運輸檢察機關也被媒體披露，由于建筑和車輛均未達到檢察院系統的標準，太原鐵路局最終要給予地方政府的一次性補償費達3.16億元。
在全國18個鐵路局（包含廣鐵集團和青藏鐵路公司）中，除青藏鐵路公司沒有司法系統，其余均設有兩級鐵路運輸法院和檢察院：17個鐵路運輸中級法院、17個鐵路運輸檢察分院，還有其下屬的基層法院和基層檢察院各接近60個———據最高人民法院透露，在改制過程中，鐵路系統向地方移交資產共計70余億元人民幣。
如果說鐵路系統是在為自己過去的硬件買單，那地方政府面對的難題，則是如何“接手”這波投奔來的人事機構。由于改革不存在統一的模板，框架設計的壓力轉嫁到了各地負責牽頭的政法委以及各省高院和省檢察院。
作為首個實現鐵路法檢異地移交的系統，蚌埠鐵路運輸兩院不僅要將人財物從上海鐵路局移至安徽省，還將遷址合肥，更名為合肥鐵路運輸法院以及合肥鐵路運輸檢察院。然而據安徽省高院的工作人員透露，雖然法院決定遷址，但新法院還未確定“是新蓋還是用舊辦公樓”，至于其中涉及用地劃撥等事項，一時半會都難以落實。
無獨有偶，甘肅省高院也表示，雖然移交協議已簽，但目前僅完成了鐵路運輸法院向甘肅省的移交，具體如何與省高院對接、今后這些移交過來的人工資怎么發，還有待時日商榷。由于在制定2012年甘肅省財政預算時，這一撥“老鐵路人”7至12月的工資并未上報，簽訂移交協議時也未和省財政廳先期對接，這筆錢在移交之時都還未進入預算。
“按照文件精神，7月后讓鐵路再來發工資基本是不可能的了，現在只能由兩院去和鐵路、政府磋商，提出專項經費、追加預算，但時間上已經很緊張了。”據甘肅省財政廳的經辦人透露，按照甘肅同級法院、檢察院的人員工資標準，再算上辦案經費，移交后每年給省財政帶來的負擔“不會少于1億”。
7000余人一次性向體制內過渡，一年給地方政府增加的財政開支十分可觀———如果說在鐵路系統向市場轉軌的背景下，為司法機構這一不盈利的部門買單，還可以算作是一種“甩包袱”的明智舉措，那這些突然進入地方編制的外來者，則是對各地財政的一次考驗。
“老鐵路人”喜憂參半
陽光照進8月，對于身份中帶有“鐵路”的法檢工作者來說，一年中最緊張的時段已經過去了。這次改革，直接影響到150多個鐵路司法機構內7000余人的飯碗。他們如同剛剛完成了一場高考的考生：不論愿不愿意考試、未來何去何從，他們都已經走出了考場，也走出了曾經的“鐵路王國”。
“我們自2009年開始就有了準備”，據西安市鐵路運輸法院的相關負責人透露，2009年，中編辦發布《關于鐵路公檢法管理體制改革和核定政法機關編制的通知》，這份通知里確認，今后鐵路司法機關的人員身份由企業轉為公務員，未來招人須經過公務員考試。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利好”的信號，但卻讓這些“老鐵路人”喜憂參半：喜的是他們可能將有正式的公務員身份，而憂的則是整個系統的改革正式啟動，但前方的福利、待遇、未來的定位，一切都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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