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之名

　　2004年9月，消失了近半個世紀的永定門城樓重新屹立在中軸線南端，這與王世仁的力推不無關系。早在2000年，他就聯合一些學者給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寫了《關于重建永定門的建議書》。作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前所長，王世仁也是“名城委”的專家成員之一，與反對大拆大建的學者相比，他似乎更受政府歡迎。

　　2007年，王世仁被媒體爆出在南池子、東皇城根等舊城改造項目中，都是他大力主張拆除老居民區，然后由他的女婿和女兒來承擔該項目的設計，賺取重建時的巨額設計費。王世仁雖然否認自己拿了這些錢，但還是被冠以“拆派”的惡名，而他所主張重建的永定門在新的學術評價中，也更多摻雜了道德譴責。

　　而在中國文保的現有機制下，申遺背后必然是一番利益計算。去年，西城區宣布要配合申遺，調整不符合文保要求的商業業態，例如鼓樓西南側、煤市街、大柵欄三地區要拆遷改造，而東城區則表示計劃每年疏解1萬人，至2030年，東城人口爭取控制在65萬人。永定門至鐘鼓樓的中軸線古跡文物周邊居民將整批搬遷。與此同時，與中軸風貌不相符的地方，也將進行調整，例如天壇壇墻附近的簡易樓、先農壇內的大型體育設施等。最近，天壇公園周邊8棟簡易樓、鐘鼓樓附近近600戶平房，就已經正式啟動拆遷。

　　盡管北京市文物部門后來表態，中軸線申遺絕不是把老百姓都搬出去，關鍵是要整治有礙文物安全、嚴重影響中軸景觀的部分。北京市規劃委有關負責人也表示，對中軸線的保護不“大拆大建”，歷史文化名城的底蘊也應包含原住居民。對中軸線周邊居民的搬遷，會結合實際情況、遵循自愿原則。但一些民間文保人士仍堅決反對以申遺為名進行破壞。“中軸線申遺也被他們拿來當作借口拆真建假，把老百姓趕出去。這是我反對申遺的原因。”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會員曾一智說。

　　2007年開始，北京市每年投入至少10億元專門用于城四區舊房改造，但是過去的幾年，中心城區人口疏散的效果并不明顯。此次申遺，或許是一個“轉機”。

　　“政府想保護時，就說是四合院，想拆了又稱它為平房。”長期致力于胡同保護的華新民認為，這根本無視產權。最近，東城區委書記楊柳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老百姓都問我，‘到底什么時候拆遷？’都很著急。”但在熟諳四合院產權問題的華新民看來，老百姓這種態度不奇怪，因為其中的絕大多數不是房主，而是他人私房中的租戶或占住戶，是政府拆遷利益共同體中的一部分。

　　1958年，政府要求部分城市私有出租房由房管局“經租”，即負責經營管理和修繕。同時要求房客把租金交房管局，再把其中30%退給業主，但不涉及產權，業主也仍持產權證；“文革”后產權證被迫上繳；80年代還私產時，最初沒清退經租房，直到1997年才清退小部分，即廣東華僑的，辦理了“撤銷管理”，而全國大多數至今也沒清退，但政府也禁止把經租房作為“國有資產”挪到房管局名下，更禁止出售。可掀起“舊城改造”后開始大規模拆遷，經租房被房管局非法出售給上述住戶，使其作為假所有人獲得補償款。而真正的業主已經與自己的祖宅毫無關系了。

　　申遺的背后

　　以申遺為名的拆遷再次攪動了原本就已經復雜的產權糾紛和歷史糾葛，而當它與舊城改造和人口疏散掛鉤時，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行為。不過，對于公眾而言，學術爭議和“保護性拆遷”都在可以想象的范圍之內，真正觸動他們敏感神經的，是毛主席紀念堂也有可能被納入申遺。

　　首都中軸線從來都是與政治關聯。即便在現代，它的這種屬性也依然沒有減退。無論是天安門廣場上大型活動的政治社會化，還是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對整個民族歷程的提醒，都已經成為中國人政治意識的重要構成。然而，當申遺行為試圖使政治功能兼具世界文化意義時，原有的認知便被打破。

　　消息一出，網絡世界立時沸騰。反對者之中，亦不乏左派人士。自稱中華民族主義者的司馬平邦即發出質疑，如此富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意義的建筑物被綁在中軸線上，究竟能不能代表全世界的遺產？

　　在學術爭論中，毛主席紀念堂能否參與申遺只是一個中軸線文化定位的問題，而民間社會卻更關注于它的政治符號意義，任何與紀念堂相關聯的行為，都有可能產生過度解讀的效應。

　　而在世界遺產專家晁華山看來，申遺本身就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具體到某一個項目，當然在所難免。“2004年，中國申遺高句麗王陵成功，之前并沒有這個念頭，但是在那一年朝鮮提出申請了，中國馬上就做出了反應，快速動員、花了很多錢，加班加點弄出了方案，短時間內就提出了申請，與朝鮮在同一屆世界遺產大會討論。這完全是意識形態的主導。”晁華山說。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晁華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世界遺產的學術咨詢和培訓。據他介紹，那時候世界遺產名錄已經有800多處，由于之前并沒有過多限制，導致數量增長過快。2002年，世界遺產委員會遂決定，今后審批世界遺產的條件將更加嚴格，一個國家一次最多申報兩處遺產。“有些遺產多的國家就明確表態要減少申請，把更多機會讓給那些沒有或者較少世界遺產的國家，相較之下，中國從未減少申請。在已經是世界第三遺產大國的情況下，仍追求更高目標。”按照他的解讀，近年形成的“申遺熱”除了地方經濟利益驅動，也離不開這種行政思維主導下的文化理念。

　　而此次北京中軸線申遺，無論它以何種文化闡釋出現在世界遺產中心的討論桌上，都應該去政治、遠利益。“50年后，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學家的慨嘆言猶在耳，如何避免二次破壞是一個新的歷史選擇。（記者 張墨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