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正陽門、太廟、天安門、故宮……依序直列，天壇與先農壇建筑群約略對稱，“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等現代建筑嵌刻其上。這條俗稱“龍脈”的7.8公里長北京中軸線正試圖尋求更廣范圍的價值認定，去年的中國文化遺產日，北京正式宣布啟動中軸線申遺工程。而在它有機會被世界所了解和贊嘆之前，國內的論爭就已經開始。
真遺存
隨著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倒下，古都北京便被置于長達半世紀的任意拆解中。民國初建，正陽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的甕城相繼拆除；接著是崇文門和德勝門的箭樓；50年代起，外城城樓、城墻和內城城墻也逐漸被毀。而中軸線之上的明清建筑也只存留下故宮、天壇、太廟等。當皇城和作為其設計靈魂的中軸線在實體上已經殘缺時，是否還具備原初的文化價值，便是學術界首先不能達成共識的一點。
在媒體近期的廣泛報道中，申遺范圍可能包含22個遺產點，除了原有的明清建筑遺存，毛主席紀念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金水橋、華表、獅子、天安門廣場都涵蓋其中。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呂舟是此次申遺文本撰寫的負責人，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他剛從舉辦第36屆世界遺產大會的俄羅斯歸國，對于22個遺產點，呂舟無奈地表示：媒體多少有點誤讀了他的意思，這只是3個方案的折中，并沒有最后確定，只是先按照這個方案進行保護。由于中軸線上的故宮和天壇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它們的緩沖區疊加將是中軸線申遺的既定緩沖區、不再擴大，而從南到北的長度也不會改變，在這個范圍之內，遺產區的寬度到底怎么劃定，專家和國家文物局的意見有大中小之分，大方案可能還會將什剎海和南鑼鼓巷的街區囊括進來，小方案則只局限于明清建筑群。
呂舟本人則更支持大方案，小方案的操作難度小，但并不能闡明中軸線的價值。“中軸線最重要的價值是它所體現的方法，中國人怎么規劃和建造一座城市，對于國土和戰略地位的理解，以及古人心目中天地人的對應關系都能夠得到反映，它承載的是中國城市發展史的基本原理，與其他國家的城市規劃思想截然不同。從國內來看，很多城市都有中軸線的概念，但北京是最完整的，并且得到了延續，不是停止于明清。直到現在，它仍然是首都甚至中國最重要的一條線，在現代，中軸線又一次變得重要，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動都在中軸線上，天安門廣場等現代建筑的存在不是對它的破壞，而是一種強化，它反映了真實的時代，貫穿中國文化始終。”
強調虛體意義和它在當代仍然延續的政治功能，這是呂舟在文本的陳述中，必須向世界闡釋清楚的中軸線價值，按照他的判斷，一旦正式申請，世界遺產中心的專業咨詢機構里面，建筑和規劃專家應該能夠接受，但文物保護的專家可能會有異議。而這恰恰也是國內學術界的分野：建筑規劃派立足于功能和思想的傳承，而文保派則嚴格限定時間源頭和空間存在。
“故宮已經是世界遺產，永定門是新修的，前門是被八國聯軍炸毀后重修的，毛主席紀念堂、人民大會堂和國博都是新建筑，故宮外面的皇城都已經拆掉了，城墻和城門也已經消失，在這個基礎上申遺，肯定有問題。”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晁華山說。
北京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崗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既然是明清中軸線申遺，就應該有嚴謹的界定，去掉現代建筑。
假古董
在中軸線文化完整性見解分歧下，已經消失的建筑能不能重建，更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2011年初，北京市宣布申遺之前，關于是否復建地安門就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辯，而社會聲音更有責難：那將是假古董。
今年5月去世的泰斗級古建筑專家羅哲文當時是支持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吳良鏞都為早已被拆除的地安門設計了圖樣，而在文保界中，與羅哲文的地位等量齊觀的謝辰生則明確反對。兩股同等重要的力量和對交通的現實考慮使北京市最終放棄了復建的想法，不過，中軸線區域輔助建筑的復建則提上了日程，永定門甕城和左安門的復建已經被列為東城區的保護項目規劃藍圖中。
“我只能把它看成一個文化景觀，跟文物毫不沾邊，對申遺起不到加分的作用。”呂舟說。在他看來，東城區目前進行的復建式保護與專家意見存在分歧，這與北京市遲遲不能確定申遺時間表也有一定聯系。“申遺定了，就要劃得很清楚，但是現在沒有劃定，就不好談。”
而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邊蘭春明確反對東城區的幾處復建，他是北京“名城委”專家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與鄭孝燮、吳良鏞、謝辰生、羅哲文等人同列“14人小組”，也就是說，北京的古都風貌何以重現，很大程度上受他們的學術見解和審美取向影響。在給東城區和西城區的意見書中，邊蘭春提出并不贊成永定門甕城、左安門等復建項目，與東城區原副區長討論時，他也當面表達反對意見。“那些輔助建筑能夠傳遞的歷史信息遠遠不夠。”邊蘭春說，是否需要復建，取決于能不能通過物化加深人們的心理感受，也要考慮與周邊環境的關系。
關于消逝建筑的重建之爭更像是中國文物修復思潮演變的一個縮影，“落架大修”與“修舊如舊”的觀念一度占主導地位，基于中國土木結構的建筑獨特性大拆大建、原樣修復，力求與歷史原貌精確一致。而歐洲的建筑修復更強調可逆性，在原有基礎上加固時，新舊材料會做出明顯標識，并不會刻意做舊。“這是用謙卑的心態來看待文物，修舊如舊就是騙人、是以假亂真。”晁華山說道。“雖然現在還是落架大修，但現在也在向世界普遍的修復理念靠攏，文物等級越高，就越應該保持原真性。”邊蘭春說。
因此，當普世的修復觀念開始為中國文保的主流所接受時，重建于7年前的永定門在中軸線申遺當口被重新看待，廣受批評。而除了觀點和理念之爭，更有現實利益的糾葛，永定門重建的主導學者王世仁便是較早卷入其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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