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自稱經營一家私立幼兒園，有意購買一臺類似的機器，詢問該機器是否需要由有醫學背景的專業人士操作，胡經理答道：“不需要專業人士操作，安裝機器時會進行簡單培訓，此后任何人都可以操作和解讀測試結果”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駱曉昀｜上海報道
成績欠佳的孩子是不是智商有問題？這個未被證實的邏輯如今越來越被家長們采納。
曾有媒體報道稱北醫三院兒科兒童智商測查門診需要提前預約，而且只能預約17天以后的號，為此《望東方周刊》記者走訪了上海新華醫院。這家醫院分診臺護士告訴《望東方周刊》，“新華醫院兒保科可以測試兒童智商，天天都有門診可以隨到隨看，掛號費用等屬于醫保范圍，但部分檢測可能需要自費。”
智商測試的成本
長期在沈陽從事基層兒保工作的沈娟告訴《望東方周刊》，“沈陽地區的家長，尤其是學齡前兒童的家長，對幼兒智商測試沒有那么熱衷。”
“我們曾經嘗試推廣過DNA智商檢測，不過反應寥寥，只有個別高端幼兒園的一些家長響應。幼兒智商測試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接受度較高，其中以廣州地區為最，東北等內陸城市，目前還沒有形成風氣。”
幼兒智商測試不同于成年人的測試，由于幼兒本身的年齡特質，因此需要一定的設備和專業人士進行誘導和對結果分析，自然費用也就比較高。
本刊記者致電上海鴻慈兒童醫院，一名陳姓醫生告訴《望東方周刊》，“兒童智商測試采取的是電腦評估的方式，單一測試費用為80元，如果幼兒本身有多動癥或自閉癥等傾向，最好做全套測試，價格在600元左右。”
然而這個價格絕非幼兒智商測試中的“翹楚”。
女兒已經就讀小學一年級的陸洪波告訴《望東方周刊》，“前一段時間，聽別的同學的家長說有個皮紋測試，可以判定小孩的未來發展方向，不過價格不菲，要幾千元，不知道是否可信就沒有嘗試。”
《望東方周刊》記者從網上查到了南京第極皮紋測試中心的聯系方式，接電話者自稱徐老師為該中心專家，她告訴本刊記者，“皮紋測試的過程很簡單，只需要掃描兒童的指紋和掌紋，如果孩子比較配合，整個過程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測試費用為2000元，采樣后三四天就能得到檢測報告，“皮紋測試能夠分析出孩子天賦中的長處和弱點，在孩子未來的教育培養過程中達到有的放矢、揚長避短的效果。”
廣州中山大學的醫學博士李榮告訴《望東方周刊》，“我覺得皮紋測試在醫學上無法解釋，只是個概率上的判斷。也就是說擁有某種掌握和指紋的人多有什么樣的特性，這一點而言與算命無異。包括DNA類型的智商測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概率分析的結果。”
幼兒智商測試的成本究竟是多少？這是個暴利的行業嗎？
山東濟寧正豐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的銷售經理胡先生告訴《望東方周刊》，“正豐鴻旭ZF-A型兒童智力測試儀適用于各級正規的婦幼保健機構和醫院，每臺的價格為13.8萬元，這個價格包含運輸、安裝和培訓。”
本刊記者自稱經營一家私立幼兒園，有意購買一臺類似的機器，詢問該機器是否需要由有醫學背景的專業人士操作，胡經理答道：“不需要專業人士操作，安裝機器時會進行簡單培訓，此后任何人都可以操作和解讀測試結果。”
偏見的智商歷史
最早的智商測驗出發點帶著偏見。19世紀和20世紀初英國探險家、人類學家、優化人種論者弗蘭西斯.高爾頓最早開創了用研究孿生子來把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分開的辦法，他一點不隱瞞自己這樣做的原因：
“我的目的是要記錄不同的人之間遺傳而得到不同的能力，家族和種族之間的不同，以了解人類歷史，允許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用更優良的人種去代替那些不夠優秀的人種。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夠更快地推進進化的過程，避免因為把進化完全交到自然進程的手中而引起的焦慮。”
顯而易見，高爾頓是想把人當成牛那樣有選擇性的繁殖。
馬特.里德利的《基因組：人種自傳》一書記載：智商測試在美國才變得真正丑陋起來。20世紀初期美國心理學家戈達德把法國人阿爾弗雷德.比內發明的智商測試題搬到美國來，讓美國人和未來的美國人接受測試。
里德利總結，很多從國外來到美國的移民不僅僅是“白癡”，而且訓練有素的專家一眼就能把這些“白癡”辨別出來。在他看來，阿爾弗雷德.比內的智商測驗主觀得可笑，而且題目對中產階級和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有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美國比較心理學家羅伯特.亞爾克斯說服了美國陸軍讓他給招募來的上百萬新兵進行智商測驗。盡管陸軍根本沒有太在乎這些測驗的結果，但最終影響了美國國會，后者于1924年通過了一個限制移民法案。
這個法案嚴格限制了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移民人數，理由是——這些地區的人比北歐移民要笨。這個法案的目的跟科學沒有一點關系。它更多地反映了種族的歧視與工會的地方保護主義。但是，它在智力測驗這個偽科學中找到了借口。
馬特.里德利認為，在智力遺傳性研究這個科學的一角里，“專家”們總是比外行犯更大的錯誤。普通人一直就知道教育非常重要，同時也一直相信人的內在能力是有差異的，反而是“專家”們荒唐地在走極端。
被智商所左右的命運
直到今天，智商測試仍然能夠在某些場合決定人的生死。美國弗吉尼亞州有一位叫做阿特金斯的男子，1999年，他因謀殺罪被判死刑。
他最初的智商測試只有59分，但陪審團認為此人并不傻，完全有能力自行作出殺人的決定。案子隨后上訴到最高法院，結果最高院認定，腦子發育不完全者不應被判處死刑，發回重審，以裁定此人是否真的智力不完全。
按照弗吉尼亞的規定，智商在70以下屬于腦子發育未完全者。誰知在2005年的新測試中，阿特金斯的智商得分忽然提高了，一開始是64，兩天后干脆就變成了76，大大超過了標準線，使得辯方慌了手腳。
他的辯護律師趕緊解釋說，阿特金斯在長期的法庭審判中，受到了比原來更好的教育，而且后來兩次測試間隔太近，以致他“熟能生巧”，大大提高了測試成績。但陪審團并沒有接受這一辯護，仍舊決定處死阿特金斯，辯方則再次上訴。
最后，法官判定控方有不當行為，因此將判決減為終身監禁，最高法院則以五比二維持了這一判決。按照康奈爾大學事后的一份報告，全美還有230多宗類似的案子，犯人因智商低下而請求死刑赦免。
今天應該沒有人會因為智商低而被殺害或者被迫絕育，但在教育體系中，智商測試卻仍然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英國曾經長期依據“11+智力測試”來把孩子分配到不同等級的學校，這就意味著11歲時的一紙測試就往往決定了一個小孩長大后會做教授還是花匠。
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還有每個赴美留學生必須通過的托福考試，在很大程度上脫胎于一戰時軍隊的智商測試A卷。這些測試都極大程度上保留了“智商測驗”的色彩。
設計這些試卷的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也仍然像當年的心理學家那樣，宣稱這些測試考驗的是人們的“真才實學”，否認事前的熱身訓練能提高分數。
幸而許多美國大學已經意識到這一點，開始慢慢放棄以SAT成績作為入學依據。據美國作家默多克2009年出版的《智商測試》一書中的數據：2005年，美國已有700多所院校招生時不再看重SAT分數，雖然這些學校大多只處于中下游水平，不過大趨勢不可逆轉。
此后不久的一條新聞說，包括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洛杉磯分校在內的一些名校也將取消SAT分數。
中國人智商最高？
2005年美國心理協會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通過對全球人種的智商測試對比發現，各人種的IQ值存在差異，最大相差50%，東亞人比美國歐洲的白人和美國黑人都要高。
這次的調查報告共有60頁，其中部分科學證據是在核磁共振檢查的基礎上得來的，報告聲稱不同人種間的IQ值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造成的。
這篇文章名為《對不同人種的認知能力差異進行的三十年研究》，是由美國西安大略大學的菲利普.拉什頓等負責編寫的，它指出：“人種間的IQ差異從三歲起就已出現，此時家庭教育等其他因素還沒有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文章列出了10項相關證據。
奧地利社會學家Richard Lynn的調查(IQ and Wealth of Nations)顯示： 在同等政治體制、教育體制的前提下，一個國家的富裕和發達和國民的智商有直接關系。
該項調查結果表明，全球平均智商最高的地區是中國香港IQ為107；韓國和中國大陸以106和105分列二、三位，日本、中國臺灣、新加坡緊隨其后，英國以平均IQ100名列第16位，美國列第24位平均IQ為98。
數據顯示，東亞人的平均IQ測試值高于美國和亞洲的其他地方的白種人，即使參加專為歐美文化設計的IQ測試也是如此。在全球范圍內，東亞地區的IQ測試值在106左右，白種人約為100，美國的黑種人為85，撒哈拉地區的非洲黑人為70。
通過核磁共振研究證實，大腦容量與IQ值之間的系數比約為0.40，容量大的大腦擁有更多的神經細胞和神經連線，處理信息的速度更快。各人種天生大腦容量不同，到了成年，東亞人要比白種人的大腦容量平均多出1立方英寸，而白種人又比黑種人多5立方英寸。
不過，種族之間天賦智慧的差異始終是微弱的，不足以磨滅后天教育和環境帶來的影響。在智商上的唯“種族論”是簡單粗暴地強調人種優越性的丑態。
有許多證據可以表明這一點，數據顯示，在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人們的智商得分都在隨時間增長。
研究表明，西班牙兒童的智商平均數在30年內增加了9.7分，荷蘭人的智商更是在1950到1982年間飛漲了整整25分。顯然，荷蘭人絕不可能短時間內就進化得“更聰明”，其中一定有后天的因素，比如教育普及或者衛生條件改善。
反對種族差別論的人指出，所有有關種族智商差異的研究都由所謂“先鋒基金”贊助，而這個基金則由一位狂熱的種族主義分子于1937在納粹德國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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