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基金業改革

　　無論是實施基金公司股權激勵，還是允許基金經理買股票，都不是解決目前公募基金問題的關鍵

　　《望東方周刊》記者祁和忠 | 上海報道

　　今年10月份以來，在A股市場的恢復性上漲行情中，廣發、景順長城等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大幅跑輸指數，基金投資組合嚴重偏離滬深300指數成分股的問題暴露無遺，這令基金業所面臨的信任危機雪上加霜。

　　基金業亟須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已成為越來越多業內外人士的共識。但是，基金業改革的重點究竟應該是什么？改革的先后次序是什么？具體應該如何改革？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

　　10月18日，好買基金總經理楊文斌在《中國證券報》撰文說：“公募如何突破瓶頸、走出困局，各方給的答案不盡相同，但認同度較高的有兩條：一是改革公募基金公司的股權機制，讓管理層和投研團隊能夠持股，以期建立與私募相類似的分配激勵機制；二是加強基金經理的道德教育，同時疏堵結合，允許基金經理適度投資股票，防止過度監管。對上述兩條意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這里不想做過多評論，但我相信，這絕不是解決目前公募問題的關鍵。”

　　“改革的重點是如何有效實現基金持有人、基金公司管理層、基金公司股東三類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發展，打破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鏈接和相互保護。”華富基金董事長姚懷然對《望東方周刊》說。

　　基金面臨信任危機

　　楊文斌表示，公募基金這次遭遇的信任危機，絕非突然的空穴來風。近兩年來，有關公募的負面新聞幾乎從未間斷。先是基金經理“老鼠倉”事件、“小三”事件，然后是愈演愈烈的“明星基金經理私奔潮”以及公募基金巨虧之后的“費率門”等，一直到最近引起業內外巨大轟動的莫泰山封印辭官、轉投私募的事件。

　　然而，對于公募基金陷入信任危機的原因，以及所開出的相關“藥方”，市場各方卻眾說紛紜，有些觀點甚至截然相反。

　　9月27日，易方達基金總經理葉俊英公開表示，“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是維護投資者利益的關鍵”。他接著闡述，基金業是以人力資本為主的行業，行業的發展主要靠一批優秀的人才。人才要能穩得住，留得下，才能給投資者帶來更多的資產增值。靠什么留住人才？薪酬待遇肯定是很重要的，員工持股也是有效的激勵方法，寬松的環境、各界的理解也很重要。

　　在各大基金公司總經理中，葉俊英的風格一向比較低調。對于股權激勵這樣的高度敏感問題，他雖然在使勁推動，但通常并不愿意公開談論。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內部人士透露，最近博時、易方達、嘉實等幾家基金公司的老總們之所以跑出來，就股權激勵等敏感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是因為近年來基金業的外部形象越來越差，行業主管部門的領導要求他們通過發聲音來影響輿論，以改善基金業的形象。

　　與葉俊英的委婉和含蓄相比，嘉實基金總經理趙學軍則不愿做過多“猶抱琵琶半遮面”式的遮掩。10月11日，他直截了當地高調表示，“近幾年來，困擾中國基金業發展的一大難題是人才的不斷流失。”“股權激勵作為一種增強核心團隊歸屬感的重大制度創新，在以人為核心競爭力的基金行業中應該考慮推行。”

　　但是，對于趙學軍、葉俊英等把基金業危局歸因于缺乏股權激勵的高論，業內外質疑聲音強烈。

　　十年微利令行業尷尬

　　楊文斌指出，十年來，中國公募基金業沒有為數千萬普通投資者創造出穩定的、超過通脹的投資回報，才是公募基金逐漸失信于民并被日益邊緣化的罪魁禍首。“我們不妨翻翻舊賬，看看這些年基民到底賺錢了嗎？”楊文斌說，“根據好買基金的統計，自2001年9月第一只開放式基金設立算起，一直到2010年6月底，中國基民投入偏股型公募基金的總成本約為5.61萬億元（首次發行+持續申購），扣除期間退出的市值約4.33萬億元（贖回+分紅），基民的凈投入成本為1.28萬億元左右。”

　　他表示，截至2010年6月底，偏股型基金的總市值為1.41萬億元，總市值與總成本之差即為基民的總投資利潤，約為1317億元。按認購、申購、贖回分別為1.2%、1.5%和0.5%的費率測算，投資者支付了1000億元。所以扣除手續費之后，基民的總收益只剩下317億元左右，這就是中國投資者在過去9年間投資偏股型公募基金的真實總收益了。

　　楊文斌說：“這個數字絕對額看似很大，但考慮到偏股型基金2006年底的規模已經接近5000億，即使僅以三年半投資周期計算，累計收益也僅為6.4%，簡單年化收益為1.8%。相比其巨大的風險，這樣的性價比實在很差，沒跑過通脹，顯然不能讓投資者滿意。”

　　華富基金董事長姚懷然對《望東方周刊》說：“我們統計了一組數字，在2008年市場下跌 65%，456只基金產品全年總虧損約15000億元；2009年全年市場上漲74%，602只基金產品總共盈利約9000億元。2010年上半年市場下跌26%，665只基金產品半年總共虧損約4500億元。”

　　他認為，基金行業的盈虧跟隨市場變化，是一種較正常的大周期波動，眾多投資者也能理解與體諒。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基金行業快速發展與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不同基金公司、同一家公司下不同業務以及同一業務下的不同產品卻出現很大的分化。許多產品持續跑輸業績基準，不能為投資者帶來收益，這些情況連同老鼠倉等大眾關心的誠信問題對于基金業都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大眾投資者對基金行業出現的不信任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厘清輕重緩急至關重要

　　那么，基民總體微利的癥結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過去12年里，國內61家基金公司中大多數公司的發展模式是“營銷驅動，規模導向”。這種單一的發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基金公司股東和管理層的利益，具體體現為基金公司股東的超額利潤和管理層的巨額薪資，但卻與廣大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具體表現為投資者很難賺錢。

　　公募基金的經營模式之所以以“營銷驅動、規模導向”為主要模式，這與基金公司按基金資產的固定比例提取管理費的盈利模式有著很大關系。同時，行業主管部門在行政審批過程中所制定的一些部門法規條款，也明顯加劇了基金公司片面擴大資產管理規模的沖動。

　　例如，對于QDII資格或“一對多”專戶業務，證監會都要求相關基金公司必須滿足管理資產規模不少于200億元的限定條件，明顯助漲了基金公司盲目追求資產規模的不良傾向。

　　在這類錯誤導向下，長信、華泰柏瑞等基金公司通過分拆、大比例分紅等損害投資者利益的方式，實施集中持續營銷，做大了規模，拿到了QDII或一對多資格，而那些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不愿做這些事的基金公司反而卻只能望眼欲穿。

　　匯豐晉信總經理李選進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建議，應放開對基金公司在業務資格方面的限制，鼓勵中小型基金公司在細分領域精耕細作，通過創新形成局部競爭優勢，給投資者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更多的選擇機會。

　　而對于大型基金公司老總們一再呼吁的股權激勵，他認為這與基金業所面臨的危機沒有關系。“基金業人才流動較大，存在明顯的短缺，這主要是因為行業發展太快。現在每年都要新成立100多只基金，但不可能每年培養出100多個基金經理。股權激勵難以解決行業人才瓶頸，因為這并不單是基金業存在的問題，而且是很多行業都存在的現象，需要時間來解決。”李選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