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兩孩不能一放了之，而要考慮到經濟發展背景下人們生育意愿的改變，出臺配套措施讓人們愿意生，養得起。
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是我國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社會各界普遍認為此舉對改善人口結構、應對人口老齡化有積極意義。這些評價無疑是正確的，但其出發點都是從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影響的角度看問題。事實上，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是雙向互動關系。制定人口政策，不僅要考慮到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要反過來，考慮到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影響，認清人口政策背后的經濟學邏輯。
一般認為，資源有限與人口膨脹的矛盾要求控制人口數量。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中系統闡述了人口增長的負效應，他認為人口增長會達到生活資料所能供養的極限，進而造成苦難與罪惡。然而，歷史事實并沒有支持馬爾薩斯的論斷。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程表明，經濟發展會自發降低人們的生育意愿，人口不會以 “幾何比率”無限增長。
經濟學家們早已在理論上證明了經濟發展對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從成本收益角度看，生養孩子要付出成本，但孩子會為父母帶來效用(快樂)。一個家庭想要幾個孩子取決于撫養孩子邊際效用(快樂的增量)與邊際成本(成本的增量)之均衡點。隨著收入的提高，撫養孩子的總成本和邊際成本都不斷上升，但增加孩子為家庭帶來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因此收入提高使父母想生育孩子的數量減少。
從效用最大化原理角度看，經濟學理論認為，家庭效用由孩子數量、孩子質量和商品消費組成。在一定收入水平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將在這三者之間分配資源。隨著人們越來越重視孩子質量和家庭生活質量的改善，在后兩者分配的資源越來越多，因此會降低對孩子數量的需求。雖然不排除個別富裕家庭偏愛多生育孩子，但從社會整體來看，經濟發展會降低人們的生育意愿。
歷史事實也是如此。從近半個世紀的數據來看，據世界銀行統計，從縱向看，1960年到2013年，世界人均GDP由450美元增至10684美元，而世界粗人口出生率(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數的比率)卻由每千人31.84人下降至每千人19.18人。從橫向看，2013年粗人口出生率低收入國家為每千人36.29人，高收入國家為每千人11.63人。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比較，都證明了經濟發展導致生育率降低。
中國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即使全面放開二孩，人們的生育意愿也不會大幅提高。有人說，中國人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崇尚多子多福，但經濟發展會改變傳統文化觀念。同受儒家文化深刻影響的韓國、中國臺灣在經濟騰飛后也出現了生育率下降的事實。
因此，全面兩孩不能一放了之，而要考慮到經濟發展背景下人們生育意愿的改變，出臺配套措施讓人們愿意生，養得起。目前至少要盡快完善三項配套措施。
首先，要真正變核準生育為服務生育。在信息化時代，通過全國聯網的新生兒登記或戶口登記已經可以使政府準確掌握生育信息，讓民眾多番奔波辦理準生證件只會徒增行政成本，為民眾帶來麻煩。
其次，要通過完善生育休假和補貼等制度，提高婦女的生育意愿。現代女性擁有自己的職業生涯和價值追求，多數人不愿被生養孩子捆綁。為確保全面兩孩政策得到響應，需完善生育休假制度，給予生育二孩之女性充足的休假時間和較高的補貼，使女性更好地規劃職業生涯，提高其生育意愿。
再次，要不斷加大對學前教育的公共投入，降低家庭撫養幼兒成本。我國公共育兒設施普遍不足，不少家長感嘆：上幼兒園比上大學還難。支持生育兩孩、改善人口結構要付出“真金白銀”的投入，財政要發揮應有作用，加大對學前教育的公共投入，切實減輕家庭撫養幼兒成本。
總之，如何應對經濟發展背景下人們生育意愿的降低，是個全新問題。全面放開兩孩后還需未雨綢繆，盡快出臺配套措施讓人愿意生、養得起。(康珂 經濟學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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