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9月，各級法院很忙。一個個審結或復核的案子，只能讓時間來做結論。這里要說的房叔案也頗有爭議。9月12日，“房叔”蔡彬的案子一審宣判。但法槌一落，質疑聲四起：為何庭審未提及他擁有的21套房？主審法官解釋說：這些房產大部分是1999年到2003年購買的，當年房價低、不限購，作為處級干部，他當時的工資收入有能力購買這些房產。然而，只要算一算當年處級官員的工資收入和當時房價就知道：一年不吃不喝買一套也夠嗆。法官的說法非但不能釋疑反倒刺激起更多疑惑，十來天之后，廣東檢察機關出面回應：兩套房被認定為受賄，其余房產購房款來源無法認定，證據鏈不完整，按疑罪從無原則，暫認定為合法財產。檢方是用“疑罪從無”這一現代刑法原則來解釋為何不就房叔的房產提出檢控。乍一看，似乎比主審法官說法高明，其實同樣不堪質疑。但是否可以借“疑罪從無”原則把蔡彬的19套房產認定為合法(哪怕是“暫認定”)，卻需要辨析。
蔡彬不是平民，而是國家工作人員。19套房產，是巨額財產了。檢方說購房款來源無法認定，換個說法也就是無法證明來源合法。我國刑法針對國家工作人員這個特定群體設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即第395條第一款：“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財產的差額部分予以追繳。”根據1999年最高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30萬元以上”數額就應立案，這個標準很確定，不像轉發500次、點擊5000次那么不靠譜，那么無法自控，一撥有心人多點鼠標多轉發就可以把人轉進局子。蔡彬及妻兒名下不能說明購房款來源的19套房，不是別人可以點點鼠標就劃給他的。這么多房產，按他購房時的房價無疑也遠超“30萬元以上”了，立案，綽綽有余。
法官說蔡彬的房產大部分是在1999年到2003年購買。查一下蔡彬履歷，這個時段，他先后任番禺區公安局副局長，番禺區城管執法分局局長、黨總支書記，都手握實權！這期間購置一大批房產，按其合法收入，根本沒有能力支付，作為官員，顯然已經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檢方不就這部分不明來源財產提起公訴，是沒意識到蔡彬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還是沒注意到刑法395條的存在？抑或是有其他考量？
誠然，“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設立20多年以來，一直存在爭議。在沒有財產申報制度的情況下設立該罪，確實存在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人士指出的問題：在法理上跟疑罪從無原則相悖以及要求被告自證其罪。而根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的相關規定，可以認為已經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這樣，刑法中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就跟刑訴法所確立的原則矛盾了。刑訴法和刑法條款之間出現矛盾，檢察機關便有了自由裁量的巨大空間，可以在遵從刑法條款和堅守疑罪從無理念之間作選擇，也可以并非出于理念而是根據某種需要來選擇性辦案。不管是出于前者還是后者，都可能導致同罪不同罰。前不久，在洛陽中院審結的馮哲案跟蔡彬案極為相似，但結果很不一樣。馮哲是河南省教育廳原主管專項資金分配的處長，手握4張身份證，坐擁9套房產，家庭總資產近兩千萬元，合法收入和能夠說明來源的財產共計9679319.95元，受賄犯罪所得為2334000元，還有近800萬元不能說明合法來源。洛陽中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數罪并罰，判處馮哲有期徒刑15年。
兩案都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馮哲案對這部分財產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起訴并定罪，蔡彬案的19套房在疑罪從無名義下認定為合法。兩案運用了兩種不同邏輯，對馮哲，無需看證據鏈是否完整，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就適用刑法395條第一款；對蔡彬，檢方徑直棄刑法395條第一款而按疑罪從無的邏輯，因證據鏈不完整而認定19套房“合法”而不予起訴。
對兩個相似案例中相似部分，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兩種處理，如前說，我國在沒有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情況下設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已經使檢方擁有了過大自由裁量權。具體到蔡彬案，一方面，蔡彬對自己擁有的19套房的購房款無法說明來源合法，完全符合刑法395條第一款(即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條件，檢察機關應該提起公訴；另一方面，刑訴法第140條又規定，檢察院“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所以，到此為止，檢察機關按疑罪從無對這19套房作出不起訴決定，應該說，也在檢方權限范圍。然而，檢方“按疑罪從無原則”，把無法認定蔡彬購房款來源的部分暫認定為合法財產，卻很荒唐。在刑法條文跟刑訴法原則存在沖突的情況下，檢方可以不理會有缺陷的刑法395條第一款，可以因為證據鏈不完整而按疑罪從無原則不起訴，但不等于可以用這個原則去認定他那些不能說明來源的巨額財產是合法的，就如辛普森殺妻案，因證據可信度問題，陪審團可以宣告指控罪名不成立，卻不能宣告他“沒有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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