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罰的適用必須慎重，除了遵循罪刑相適應原則外，也要遵循個別化原則，根據行為人的具體情況進行恰切判斷，體現刑責追究的公平合理。
近日，佛山一對小夫妻幫民工網購火車票，因每張收10元手續費而被刑拘。這在網絡上引起了廣泛爭議，一些購票者更是為其叫冤。
倒票者之所以可恨，是因為他們以投機的方式非法盤剝，破壞了車票這一有限資源的發售公平性。然而，與以往的“黃牛黨”加價幾十上百元相比，這對夫妻的行為似乎反倒帶點“公益性”：一來幫助的對象多為外來工，他們是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弱者；二來每張票僅收10元手續費，談不上“宰人”。基于一票難求的切身體驗，大多數網民為嫌犯抱不平自在情理之中。
情理歸情理，執法行為還是需要以法律為準繩。根據我國刑法第227條第二款及最高院《關于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規定，只要具備高價、變相加價倒賣車票的行為，并符合票面價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獲利2000元以上要求，就構成“倒賣車票情節嚴重”，最高將被處以3年有期徒刑。本案中，警方查獲車票212張，票面價值35402元，單從數額上看符合刑罰標準。
但是，我國刑法第13條也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排除數額上的定罪形式標準，從嫌疑人行為的具體情節和危害看，顯然更符合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非罪實質標準。而且，倒賣車票罪的構成要件須具備高價、變相加價行為。10元手續費顯然不是高價，是否屬于“變相加價”也存在多種解釋的空間，因為網上訂票耗費了嫌疑人諸多時間精力，從常理分析似乎并無“變相”的指向性特征。
可見，嫌疑人行為雖屬違法，但是否夠得上定罪量刑仍留有審慎的余地。對于國家追訴而言，刑罰的適用必須慎重，除了遵循罪刑相適應原則外，也要遵循個別化原則，根據行為人的具體情況進行恰切判斷，體現刑責追究的公平合理。權衡之下，我以為行政處罰似乎較之刑罰更為可取。
值得省思的是，民眾的反應還折射出諸多公平性訴愿。例如，有不少外來工甚至因“黑票點”被取締而為買票發愁；更有大量民眾因不具備網購條件而被排擠在機會之外。立基于社會公平，無論是更廣泛的制度設計，還是有限資源的分配分享，我們需要提供的東西還有很多很多。(傅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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