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媒體曝出兩條舉報人遭“死亡威脅”的消息。成都紅會善款發霉舉報人稱曾遭軟禁死亡威脅(《新京報》)；鄭州“房妹”爆料人接到死亡威脅電話(《京華時報》)。
舉報人何以應對“死亡威脅”？成都紅會善款發霉舉報人鄭安(化名)收到“死亡威脅書”后，被“限3日離開”，兩天后，他離開成都，被迫隱姓埋名一年多；鄭州“房妹”事件爆料人趙某，雖然勇敢地將接到死亡威脅電話的事讓媒體曝光，但其人身安全顯然毫無保障。由此折射出我國舉報人的生存環境險惡，人們不禁要問：難道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不應對其加以“特殊保護”？
雖然在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和中紀委、最高檢的有關規定中都有保護舉報人的條款，但是尚無專門保護舉報人的法律，有關法律條文對舉報人的保護過于抽象、零碎和狹窄，缺少可操作性，對威脅、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為都只能事后懲罰，而對舉報人的人身安全卻不能事先保護。這就導致舉報人在強權強勢、黑惡勢力面前顯得無援無助、無奈至極。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不僅專門制定了《證人保護法》，而且還設立了專門的證人保護機構，將舉報人納入證人進行預防性安全保護，最嚴密的舉報人保護機構當數美國的安全和適應中心。在美國，包括舉報人在內的證人一旦申請批準進入保護程序，將被送往這個中心加以“特殊保護”。這個中心在地圖上沒有地址標識，既非常隱秘又高度安全，足以對包括舉報人在內的證人及其家屬實施秘密有效的安全保護。
而在我國，舉報人的境遇卻與之形成了極大反差。成都紅會善款發霉舉報人鄭安舉報后不僅未受到“特殊保護”，而且招致麻煩：先是被當地警方以涉嫌詐騙帶走“調查”，并簽下不許向媒體報料的“承諾書”，后又遭被舉報方以“洽談業務”為名軟禁在酒店，直至最后遭到“死亡威脅”離開成都避難逃命。前些年，一起起觸目驚心的舉報人受到不公正對待甚至人身傷害的事件還歷歷在目：安徽阜陽“白宮”舉報人李國福在監獄醫院蹊蹺死亡；遼寧鞍山舉報人李文娟被單位辭退并勞動教養；四川武勝縣舉報人龔遠明被砍斷腳筋和耳后動脈。由此曾引發公眾“我們拿什么保護舉報人”的追問。
據悉，早在2001年，全國人大就開始研究論證修改《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其中已涉及建立證人及舉報人保護制度；在2006年的全國十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人大代表童海保建議制定出臺“證人保護法”，將舉報人包括在證人之內加以保護。2011年12月，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劉日在《半月談》刊文呼吁盡快制訂“舉報人保護法”。但相關法律一直未見出臺，而舉報人遭遇死亡威脅、打擊報復的惡性事件卻在不斷發生。期待立法機關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經驗，盡快建立起舉報人保護機制和機構，使舉報人的生存環境得以改善，人身安全得到有力有效保護。（黃梔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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