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兩則新聞，很難說他們沒有某種內在的關聯性：一是7月17日《北京晨報》消息說，私刻醫院收費章、為妻子騙取透析治療400余次的廖丹已將17.2萬元透析費全部退賠至北京東城人民法院，法官稱，廖丹沒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最多減少30%以下刑期；二是7月16日紅網消息稱，湖南長沙杜甫江閣附近，一位病重的老父親在風雨之中接受兒女為他舉行的“活祭”，借以向社會發出求助信息。世故人情，冷暖兩天。
一枚私刻的圖章，違法卻救命。也因為夫妻之情的感天動地，而令法理上的是非成了“西風多少恨，吹不散眉彎”。有人說這是法律無情，但法律若是太過多情，大千世界，誰又找不到一些個違法的“特殊情況”？救人是重要的，究責同樣是重要的。悲憫，從來不應突破理性的底線。當然，“刻章救妻”事件最大的反思，其實并不在法理層面，而是，假如沒有觸動人心的愛情橋段，他們，還會被善心從懸崖下打撈上來嗎？
沒錢透析的，定然不止廖丹一家。但廖丹的幸運，離不開幾個特殊的背景：一是在現代婚姻越來越不靠譜兒的年代，我們需要一種不離不棄的精神救贖，廖丹成全了我們；二是廖丹家庭是弱勢群體的一個典型樣本，住在城市邊緣、靠政府低保勉強維持生活且沒有醫保、生病半年家就被拖垮……凡此種種，有助于公眾表達一種生存權的集體憂慮，或者對救助制度的群體反思；三是故事傳奇，“4年騙保17萬”等細節著實吸引眼球。正因如此，東窗事發后，廖丹一家從“被炒作”中獲得了民間慈善的救助。
這種救助的示范意義，一經媒體與輿論的解讀，就事實上傳遞了“語不驚人病不起”的效果。“活祭”病重老父，誰說不是逼到絕路、受到某種啟發后的邏輯？當事人說得很明白，來長沙醫治，交不起醫藥費，無法入院，希望通過“活祭”呼吁社會和好心人，尋求更多的幫助。在手中無錢的情況下，踐踏道德以博得關注度，還是拼死了去違法牟利——這是一個不難取舍的選擇題。然而現實是怪異的，正如有網友發問：為何違法4年的廖丹可以贏得眾人之憐憫而獲得捐助，偏偏這位當下急需救助的守法老父親卻找不到求生之路？
這是一個看似復雜的命題。道德、法律，人心向背，世情百態，處處悖論，時時糾結。我們要救治廖丹妻子，但私刻公章確實違法；我們對“活祭”病重老父的不以為然，甚至心生厭惡，但他們一家并未戕害公序良俗。救誰不救誰，是個頭大的問題。可是，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冷靜反思一下，不過是因為情緒化、感性化的民間救助代償了公共救治的義務，于是法、理、情不分，越感動越被動，越伸手越慌亂。
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炒作，他們也該活得很好。但這個判斷需要兩個很有底氣的前提：一是公共財政要勇于承擔大病兜底的責任，譬如新醫改能不能考慮為嚴重疾病開綠燈，嚴防“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二是醫療機構去市場化，保證對救濟救助不分貴賤，以嚴苛的刑罰保障醫護人員及醫療機構救命的義務。這些雖是老話，卻只有盡心盡力抵達，炒作才不至于成為救命的最后一根稻草。（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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