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兒童節期間，《新京報》記者調查北京多家小學的數百名孩子，發現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成為家暴的“重災區”，兒童受家暴存在難察覺、難介入、難干預的困境。
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更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對象，這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有諸多現實而客觀的原因。比如一些打工者本身素質不高，教育孩子的方法簡單粗暴；比如打工者忙于工作、養家，時常情緒不好，對孩子缺少應有的關愛等，這與進城務工者所處的艱難的生存環境有很大的關系。
略早一些時候，打工者進城務工，最大的困境和悲催是工資拖欠。那時，他們的子弟大多是留在戶口所在地的農村。隨著近些年城市對打工者的需求與關懷，打工者在城市中的生活、收入等有所改觀。于是，不少打工者的孩子有幸與打工者一起成為城市一員。但打工者的孩子依然有著無形的身份標簽，與城市孩子有著明顯的區別，所上的學校也不一樣，不少孩子都進入了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自然無法和每個城市的公辦學校尤其是重點學校相比。而一些打工者，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通過讀書改變打工的命運，對自己孩子要求過高，常常“恨鐵不成鋼”，再加上自己缺乏教育孩子的能力，總是利用“打打打”這個“家長的王法”，在孩子略淘氣、不聽話甚至成績差時，就以暴力懲罰。
還有一個不難理解的原因。由于打工者生存壓力大，工作累，地位低，又缺少合理的發泄渠道，孩子往往容易扮演“沙袋”和“出氣筒”的角色，成為最無辜的受害者。而留守媽媽等因為長期面對一個人持家養孩子，生活壓力過大，又缺乏親朋好友，也極容易拿孩子“撒氣”。此前發生的四川留守媽媽唐成芬帶兒喝農藥自殺事件，5月26日北京豐臺青塔春園發生的兩歲和6歲的女童被其母親砍死家中的事件，就是這個原因。
“打工子弟多家暴”是法律之痛，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生存差距過大的社會發展之痛。它催促我們，不但要盡快出臺保護打工子弟不遭受家暴的各種舉措，更要從完善法律、制度入手，從根本上消除各類“務工病”。（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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