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反家暴法”立法時需要改變將未成年人與婦女一并保護的立法模式、擴大“家暴”的社會干預、修改未成年人“監護權”的相關規定。
近期，新京報記者調查北京多家小學的數百名孩子，發現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成為家暴的“重災區”，兒童受家暴存在難察覺、難介入、難干預的困境，亟待專門立法完善。
近年來，“家暴”事件頻見報端，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在一個又一個血淋淋的事件面前，我們扼腕嘆息的同時不禁要問，“未成年人反家暴”立法到底還有多遠。
“未成年人家暴”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問題？如果我們從比較法的角度看，歐美各國大都將未成年人保護作為“反家暴”的核心，世界上有120多個國家針對家暴現象做出了專門立法，其中都將未成年人免受暴力侵害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相比之下，我國尚未正式出臺一部“反家暴法”，除《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中有相關一般性規定外，未成年人大都與婦女權益一并保護，散見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刑法》、《關于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見》、《行政處罰法》以及2008年最高院出臺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審理指南》之中。
據報道，在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婦聯組織的反家庭暴力立法建議座談會上，全國人大法工委相關人士透露，反家暴立法已納入今年全國人大立法工作計劃。那么，我國現階段關于未成年人的“反家暴”立法，需要重點解決哪些問題？
首先，將未成年人與婦女一并保護的立法模式不科學。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屬于“行為能力”缺失的人，維權需要監護人代為行使，然而此時施暴人卻大都是監護人，“自己告自己”顯然是不現實的，這就使得未成年人在“家暴”維權上相比“完全行為能力人”的婦女具有特殊性，法律應該單獨加以保護性規定。
其次，立法應該擴大“家暴”的社會干預。借鑒美國《防止兒童遭受虐待法案》確立的“強制報告”制度，諸如鄰居、醫生、教師等社會人群只要發現有可能存在針對兒童的“家暴”現象，就必須依法向有關部門及時做出報告。這種將“家暴”干預“社會化”的制度，可以最大范圍地保護未成年人權益。
最后，需要修改民事法律中未成年人“監護權”的相關規定以配合“反家暴”立法。在很多情形下，也許只有將孩子從有暴力傾向的監護人那里徹底“解救”出來，才有可能達到救助的效果。然而，我國民法中關于撤銷、中止和變更未成年人監護權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使得遭受“家暴”的孩子無法得到最終救助。
“兒童家暴”問題現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希望在未來的立法中，能夠對未成年人體現出“特殊、優先保護”的原則。（朱巍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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